第一部分:祀兹酒——神灵的甘露与权力的醇浆
咱们前头说了商朝的农业根基和观星智慧,那地里长出来的好粮食,除了填饱肚子、供养王朝,还有一个顶重要的去处——酿酒。
一提到商朝人,尤其是商朝末年,后人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总少不了“酒池肉林”这四个字,好像他们从上到下,都是一群泡在酒缸里的醉鬼,最后活活把江山给“醉”没了。
这事儿,真得掰扯掰扯。 首先得明白,在商朝,酒可不是随便谁、随便啥时候都能敞开喝的玩意儿。它从一开始,就带着神圣的光环。《尚书》里有一篇《酒诰》,是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告诫殷商遗民和自家弟弟康叔的,里头开篇就追述古训:“祀兹酒。惟天降命,肇(zhào)我民,惟元祀。” 意思是: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能用酒。上天降下福命,让我们民众开始种植粮食,是为了举行盛大的祭祀。
您瞧,在最早的观念里,酒的首要功能是 “祀” ,是献给神灵和祖先的祭品,是沟通天地人神的重要媒介。
祭祀时把美酒浇洒在地上(“裸(guàn)礼”),或者供奉在神主前,那酒香被认为可以上达天听,取悦神灵。 所以,商朝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里头,酒器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食器和水器。您去殷墟博物馆瞧瞧,爵、角、斝(jiǎ)、觚(gū)、觯(zhì)、尊、罍(léi)、卣(yǒu)、壶、瓿(bù)……琳琅满目,功能各异,有温酒的、斟酒的、盛酒的、喝酒的,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酒器体系”。
这首先说明,在商人的礼仪生活中,用酒的场合非常多,规矩非常细。
什么样级别的祭祀,用什么样的酒器组合;什么身份的人,用什么样形制的酒杯,这里头全是学问,全是 “礼” 的体现。拥有和使用这些贵重酒器,本身就是特权与等级的展示。
那么,商朝人都喝什么酒呢?
主要大概是两类:鬯(chàng)酒和醴(lǐ)酒。 鬯酒,是一种用黑黍(一种香黍)酿造,再添加郁金香草(或类似香草)浸泡的香酒。这在当时是最高级的酒,专门用于祭祀和最重要的王室赏赐。《诗经·大雅·江汉》里周王赏赐召虎“秬(jù)鬯一卣”,秬就是黑黍,鬯就是香酒,用卣这种提梁壶盛装,是极高的荣耀。
甲骨文里也有“鬯若干卣”的记载,作为赏赐品。这种酒香气浓烈,被认为最能吸引神灵。 醴酒,则是一种度数很低、甜味、略带酒味的“浊酒”或“醪(láo)糟”。有点像今天的酒酿。它是用发芽的谷物(蘖 niè)糖化后,稍微发酵而成,过滤不细,所以浑浊,酒精含量不高,不易醉人,可能是更日常化的饮品。
《尚书·说命下》里商王武丁对傅说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 把贤相比作酿酒必不可少的酒曲和谷芽,可见酿酒已是常见的生产活动。 有了酒,有了酒器,酒就在商朝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重角色。
在祭祀中,它是通神的必需品,是仪式庄严的一部分。
在宴飨中,它是联络贵族感情、彰显主人慷慨、巩固联盟关系的润滑剂。一场盛大的宴会,宾主依爵位高低,使用不同的酒器,遵循一定的敬酒、回敬礼仪(“献酢[zuò]酬”),其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政治排序和社会关系的展演与确认。 甚至在赏赐中,美酒(尤其是鬯酒)和配套的贵重酒器,是君王拉拢臣下、表彰功绩的常见手段,是政治资本的一种实物形态。
所以,商朝上层社会的“好酒”,首先是一种 “礼”的需要和“权”的体现,与后世纯粹追求口腹之欲的酗酒,性质大不相同。然而,当这种与神权、王权紧密捆绑的“酒文化”发展到极致,当酿酒消耗的粮食越来越多,当宴饮的规模越来越奢靡而无度时,它确实可能滑向**与失控的深渊。特别是在王朝统治出现危机、社会矛盾激化之时,这种建立在庞大消耗基础上的“酒礼”,就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第二部分:从酒礼到酒祸——醇香背后的政治醉意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酒啊,就像一把锋利的青铜刀,用在祭祀宴飨上是礼器,耍过了头,就容易伤着自己。
商人好酒,尤其是到了王朝中后期,那是出了名的。后世的周人,更是把“酗酒”当成商朝灭亡的一大罪状来批判。这里头,真真假假,得细看。
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一些贵族墓葬里,发现过铜爵、铜觚成套下葬,有的墓里能出十套以上。您想,一个人,哪怕长了十个肚子,一顿也喝不完这么多啊。这些酒器堆在墓里,就像现在的土豪把一车库名车钥匙带进棺材,不是为了用,是为了 “显摆” ——展示死者生前享有的特权和无穷无尽的宴饮资格。酒,在这里开始从通神的媒介,慢慢异化为炫耀性消费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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