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黄土之下,天命所系
咱们前面花了四十多章的功夫,把商朝那套辉煌灿烂的玩意儿——青铜礼器、玉石珍宝、宫室墓葬、官工贸易——差不多捋了个遍。可您要是静下心来想想,所有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它们最底下、最根本的那块“压舱石”是啥?
是粮食。
没错,就是地里长出来的,最朴实无华的粟(小米)、黍(黄米)、麦、稻。您甭管是饕餮纹的巨鼎,还是雕工繁复的玉戈,铸造雕刻它们的工匠,首先得吃饱肚子;驱使“众人”去打仗、服徭役的商王,也得先有粮饷。所谓“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这话虽然是春秋时说的,但道理亘古不变。商朝那套复杂精致的文明大厦,地基就打在黄河中下游那片厚厚的黄土之上,靠的是农耕这把最古老的“锄头”,一垄一垄刨出来的安稳。
所以,别看商王整天在甲骨上卜问鬼神、征伐方国,好像只关心虚无缥缈的“天命”和刀光剑影的“武功”。其实,他和他手下的贞人们,心里最绷着的一根弦,永远是年成。甲骨卜辞里头,关于农业的记载,那是又多又细。
问收成的:“我受年?”——我们能获得好收成吗?
问耕作的:“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王命令众人大规模协力耕田,会丰收吗?
问天时的:“贞:翌(yì)甲戌,河不令雨?”——占问:未来甲戌日,河神不会命令下雨吧?
甚至关心到具体作物:“贞:我黍(shǔ)受年?”——占问:我们的黍子会有好收成吗?
您看,从整体的“受年”(获得好年景),到具体的“协田”(集体耕作),再到关乎收成的关键“雨”,最后细化到“黍”这种作物,商王对农业的关切,可谓无微不至。这绝非作秀,因为农业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稳定、战争的潜力、乃至他“天命”的稳固。一旦连续几年闹饥荒,“众人”吃不饱,谁还愿意给他打仗、服工役?四方诸侯和部落,恐怕也要生出异心。所以,《尚书·洪范》里把“食”列为治国“八政”的第一位,这种观念,商代已然深植。
那么,商朝的农业到底咋样呢?得益于黄河的滋养和黄土的肥沃,加上数百年积累,已然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进入了比较成熟的 “耒(lěi)耕农业” 时期。
主要种点啥?粟和黍是绝对的主粮,也就是今天的小米和黄米。这俩玩意儿耐旱,特别适合黄河流域的气候。考古学家在殷墟的窖穴、房屋地面,甚至青铜器里,都发现过炭化的粟粒。此外,可能还有麦(大麦、小麦)、稻(水稻,可能在有水源的地方种植)、豆(大豆)等。甲骨文里“禾”、“黍”、“麦”、“稻”这些字都已经出现了,说明作物种类已不少。
怎么种?那会儿还没铁器,主要农具是木、石、骨、蚌做的。耒是主要的翻土工具,像双齿的木叉;耜(sì) 是铲状工具。收割用石刀、蚌镰。耕作方式,主要是“协田”,即大规模集体协作。这可能是井田制的雏形,大家在一定范围的公田上共同劳动,产出归公(贵族或王室),然后再耕种自己的份地。农田管理上,可能已经懂得施肥(用粪肥)、除草、引水或排水。殷墟发现了不少水井和灌溉沟渠的痕迹,说明对水利已有所重视。
当然,靠天吃饭,风险极大。一场干旱,一次洪水,或者来一场蝗灾,一年的辛苦就可能白费。于是,商朝人把希望寄托于两方面:一是向自然神只和祖先祈祷,频繁举行“求年”、“求雨”、“宁风”(止风)的祭祀,甚至用人牲;另一方面,就是试图理解并顺应“天”的规律。这就把他们的目光,从黄土垄沟,引向了浩瀚无垠的星空。在他们看来,天上的日月星辰运行,与地上的风雨旱涝、寒暑交替、农时耕收,有着神秘而必然的联系。
第二部分:观象授时,以协天纪
商朝人知道光靠埋头苦干、祈求鬼神还不够,得琢磨“天”的脾气。这就把他们从田埂地头,引向了仰望星空。在他们眼里,日月星辰的运转,可不是为了好看,那是最高级别的“老天爷工作指示”,直接关乎人间收成、王朝祸福。这事儿,后来被概括为“观象授时”——观察天象,确定时节,指导人事。商朝人,正是这门古老学问的重要奠基者和卓越实践者。
怎么个“观”法?主要看三样:日、月、星。
看日头,是最基本的。日出日落,昼夜交替,寒来暑往。商朝人已经用干支纪日,六十甲子循环,在甲骨文里清清楚楚。他们能确定“日至”(冬至、夏至),这是最重要的天文节点。甲骨文里有“日至,亡(无)祸?”的卜问,在至日进行占卜和祭祀,因为至日阴阳转换,被视为关键而危险的时刻。确定了至日,就能大致把握回归年的长度,安排农时就有了基本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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