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铸鼎 第47章 “百工”制度——官营手工业的繁荣

第一部分：火与土的国度，技与官的营生

咱们前头捋了商朝的社会骨架，说了“众人”种田打仗，“多臣”管人理事。可您有没有想过，那些镇国之鼎、通神之玉、日常用的陶罐、打仗用的箭头，都是从哪儿变出来的？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这就得说到另一大拨人了。他们不常在甲骨卜辞里留名，却在殷墟的灰坑、作坊、窑址里，留下了满地烧土、碎范、铜渣、骨料和残次品。他们，就是被后世统称为“百工”的手工业者。而商朝最厉害的一手，就是把其中最要害的工匠行当，都给“官营”了，搞成了直属王朝的“国营特种工厂”。

这事儿，得从一份“招聘启事”说起。当然，不是真的启事，是《尚书》里记载的，商王武丁梦见天帝赐他一位贤相，结果他按图索骥，在傅岩之野找到了一个正在夯土筑墙的“胥靡”（服劳役的刑徒），名字叫说（Yuè），立刻提拔为相，就是大名鼎鼎的傅说。（《尚书·说命》）这个故事真假且不论，但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商朝，哪怕是最底层的“役夫”里，也可能藏着顶尖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国家有意识地从生产一线发掘、笼络专业人才，这套“猎头”机制，正是“百工”制度能高效运转的前提。

那“百工”到底都干些啥？《周礼·考工记》开篇就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埶（势），以饬（ch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意思是，国家有六种职业，百工是其中之一。他们审视材料的曲直纹理、评估形势，整治五种材料（金、木、皮、玉、土），来制作民众所需的器物。虽然《考工记》是周朝的书，但说的这个“百工”的范畴和性质，用在商朝大体不差。

商朝的“国营工厂”，分门别类，专业得很。在殷墟，考古学家就发现了明确的功能区划：

最核心的，是青铜冶铸作坊。比如孝民屯、苗圃北地的大型铸铜遗址，面积巨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范（模具）、熔炉残块、铜渣、木炭。从出土的陶范看，那里专门铸造礼器（鼎、簋、尊等）和兵器。您想，青铜是国之重器，这等战略高技术产业，必须牢牢抓在王室手里，绝不能让诸侯或民间随便仿造。作坊里有工师（技术总监），有各道工序的工匠，从制模、翻范、合范到熔铜浇铸，流水作业，井然有序。

其次是制骨作坊。比如大司空村和北辛庄的制骨作坊，出土了海量的骨料、半成品、废料和制作工具（青铜锯、刀、钻等）。骨料主要是牛、马、猪、鹿的骨头，甚至还有人的肢骨。产品有箅（bì，簪子）、笄（jī）、锥、针，也有箭头、匕、柄形器等。骨头来源稳定（祭祀用牲、日常食余），制作相对青铜简单，但需求量大，是关乎贵族日常生活和军事消耗的重要产业。

还有制陶作坊。虽然陶器不如青铜珍贵，但日用不可或缺。殷墟发现了专烧白陶和印纹硬陶的高级窑址。白陶用高岭土烧成，色泽皎洁，质地坚硬，纹饰精美，是模仿青铜礼器的珍贵明器或祭器。印纹硬陶火候高，叩之有声，可能是盛放酒浆的器皿。能烧制这些高档陶器的，也绝非普通民窑，当属“官窑”系统。

此外，玉石器加工、漆木器制作、纺织（虽然有机物难存，但出土的玉蚕、铜觯（zhì）上的丝绸痕迹可证）、酿酒等，都应有相应的“官营作坊”或受“工官”严格管理的匠人群体。

这些工匠，是啥身份？他们不像“众人”那样主要务农，也未必是“多臣”那样的管理者。他们很可能是专业化、世袭化的工匠家族。他们的身份可能近似“庶人”或更低，但因身怀绝技而被王室或贵族豢养，集中居住在王都或重要据点附近的“匠户区”，人身依附性强，不能随意迁徙。他们的口粮、原料由官府配给，产品也归官府所有和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处工就官府”（《国语·齐语》），工匠们都归官府管理。

那么，这些被集中起来、分工严密的工匠们，是如何在“工官”的指挥棒下，将冰冷的原料，锻造成惊艳一个时代的艺术与力量象征的呢？当我们在博物馆惊叹于司母戊鼎的雄浑或妇好玉器的灵秀时，是否能看到那背后，一整套严密到近乎冷酷的生产管理体系？

说到商朝把各路能工巧匠，像青铜铸造的、制骨琢玉的、烧陶纺织的，都收编到“官营”的作坊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营特种工厂”体系。可光把人拢到一块儿，不等于就能出好活儿。要把矿石变成震慑人心的巨鼎，把顽石琢成通灵温润的玉器，这里面，还有一套藏在烟火气背后的、极其精密的 “生产管理法度”。

这套法度的核心，首先体现在 “物勤工名，以考其诚” 的精神上（《礼记·月令》里的话，讲的是后来周代的制度，但其精神源头可追溯至此）。意思是，器物上要刻下工匠的名字，来考察他的诚心与质量。商代器物上虽还未见后世那种明确的工匠署名，但那种极强的规范性与统一的时代风格，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工名”。您看殷墟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无论是鼎是爵，其形制、纹饰、合金配比，在同一个时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绝不是某个天才工匠率性而为的结果，而是有一套必须遵循的 “国标”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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