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铸鼎 第39章 牧野之战——一个早晨的王朝倾覆

（第一部分：战云压城）

比干的血，没能让帝辛清醒；箕子的疯，也没能换来转圜。殷都的空气里，恐惧和沉默像瘟疫一样蔓延，但王宫深处的帝辛，似乎正处于一种暴风雨前诡异的亢奋与偏执之中。东征大胜的余威还在他血管里燃烧，西伯戡黎的挑衅又点燃了他的怒火。他大概觉得，东夷那么大的阵仗都踏平了，西边那个种地的姬昌，又能翻起多大的浪？

可浪，已经高过了堤坝。

姬昌，那位被后世尊为“文王”的西伯，没等到亲手复仇的那天。他在精心谋划、广施德政之后，赍志而殁（jī zhì ér mò），把伐商的大业和杀父的深仇，留给了儿子姬发——这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姬发接过权柄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个政治清明、人才济济（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诸侯归心（“三分天下有其二”或许夸张，但众多方国离心于商是事实）的强盛周邦。而他的对手帝辛，则完美地践行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通过杀比干、囚箕子、逼走微子，成功地把商朝内部最核心的矛盾，暴露给了全天下的敌人。

姬发需要做的，就是等待一个最致命的时机。

这个时机，随着帝辛将商王朝最精锐的部队和最能打的将领（如蜚廉、恶来），再次投入对东夷残余势力的清剿（或弹压新叛乱）而到来了。商朝的主力军和注意力，又一次被牢牢牵制在遥远的东方。朝歌（此时商都可能在朝歌，即今河南淇县一带）空虚，防御西线的力量变得薄弱。

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着名的“闪电战”兼“心脏手术”，进入了倒计时。

公元前1046年（这是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参考年份，学界尚有争议）正月，周武王姬发在黄河边的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史记》记载：“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 “八百”当然是虚指，形容极多，但足以说明反商联盟的庞大。这更像是一次战前动员与誓师，检阅联盟力量，统一思想。诸侯们都说：“纣可伐矣！”但武王却说：“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 他认为时机还不完全成熟，班师回去了。

他在等什么？等两样东西：一是商朝内部更大规模的崩坏信号；二是确保商军主力绝对无法及时回援。两年后，这两个条件似乎都满足了——比干已死，箕子被囚，微子出逃，商王朝高层彻底分裂；而东方的战事，正酣或正处在胶着状态。

决战的时刻，到了。

周武王率领的战车三百乘，虎贲（bēn，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加上西南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等八个方国部族的联军，总数大概也不会超过十万。这是一支精悍的、目标明确的突击部队。他们沿着黄河一路东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沿途的商朝城邑和诸侯，要么早已心向周人，要么慑于联军威势，纷纷箪食壶浆（dān sì hú jiāng），以迎王师。周的军队，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武装游行，一路接收着地盘和人心。

与此同时，朝歌城里，却在上演着末日前最后的荒唐。后世文献如《史记》描绘了一幅地狱般的图景：帝辛更加肆无忌惮地沉迷酒色，在沙丘大搞“酒池肉林”，让男女裸身追逐其间。他重用费仲、恶来等佞臣，百姓怨声载道，而诸侯叛者日众。当西周联军已渡过盟津、逼近牧野（朝歌郊外）的急报传来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帝辛的朝廷，竟然凑不出一支像样的、忠诚的野战军去迎战！

怎么办？帝辛的应对办法，暴露了他统治根基的彻底朽坏，也决定了战役的结局。他下令，将朝歌城内及周边的大量奴隶和战俘紧急武装起来，编组成军，连同守卫王畿的卫戍部队，号称“七十万”（《史记·周本纪》，此数字明显夸张，可能是十七万之误，或纯粹是虚张声势），由他亲自率领，开赴牧野，去迎击西周的联军。

用奴隶和战俘当主力，这在军事上是极其危险的赌博。这些人心怀怨恨，毫无斗志，手里拿着武器，想的恐怕不是保卫商王，而是如何获得自由或趁机复仇。帝辛难道不明白？他或许明白，但他别无选择。他的嫡系精锐远在东方，他能信任和调动的核心武力，只剩下这么多。这支部队的庞大数字，与其说是军事实力的展示，不如说是帝国空洞化、只剩下一具吓人皮囊的最后证明。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这是传统记载，具体日期有争议）的清晨，在朝歌以南七十里、地势开阔的牧野平原上，两支代表着不同天命、不同秩序的军队，终于面对面列开了阵势。

一边，是西周联军整齐的战车方阵和各色旗帜，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另一边，是商军庞杂混乱的阵容，人数虽多，却弥漫着不安与惶恐。帝辛站在华盖之下，眺望着对面“西土之人”的旗帜，心中是胜券在握的傲慢，还是隐隐的不安？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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