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铸鼎 第37章 向东开拓——被忽略的商末武功

帝辛把朝堂上的反对声浪，要么压了下去，要么当成了耳旁风。他那颗被雄心与自负烧得滚烫的心，已经牢牢系在了东方。西边的姬昌？且让他再装几年孝子贤孙。眼下，有一场更痛快、也更“划算”的仗要打——彻底收拾那些叛服无常的东夷。

这事儿，其实算是他们老商家祖传的“业务”。商朝和东夷，纠缠了好几百年，好的时候互通婚姻，坏的时候刀兵相向。到了帝乙、帝辛这会儿，东夷闹得尤其厉害，成了帝国身上一道不断失血的伤口。帝辛的算盘打得精明：周人是心腹之患，但硬啃耗时费力；东夷是癣疥之疾，但打下来立竿见影，能捞着实实在在的好处——人口、财富、矿产，还有他急需的战功与威望。

所以，一场被后世周人史书刻意淡化、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东亚政治地理的宏大远征，就此拉开序幕。咱们得凭着一鳞半爪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考古发现，努力拼凑出这场战争的模样。

仗，不是一拍脑袋就打的。帝辛虽然狂，但不傻。战前准备，做得相当扎实。

首先，是政治与外交造势。他得让这次出兵“名正言顺”。东夷诸部（可能以“人方”或“林方”为首）不尊王命、不纳贡赋，这就是现成的罪名。他很可能在亳（bó）或商丘等东部重镇，大会诸侯，重申征伐之权，把这次行动包装成维护“天下共主”秩序的正义之举，拉拢或震慑那些摇摆的东方小邦。

其次，是军事准备。这大概是殷商立国以来，规模空前的动员。甲骨文里留下了线索：“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甲骨文合集》）虽然这是武丁时代的卜辞，但可以看出商朝鼎盛时一次大规模征伐的兵力规模。帝辛这次东征，规模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要调动王畿（jī）的精锐“王师”和“多马”、“多射”等特种部队，很可能还征调了众多诸侯国的仆从军。战车、戈矛、弓箭、粮秣，沿着通往东方的道路，汇成滚滚洪流。

更重要的是后勤与路线。从安阳到山东半岛，直线距离虽不算极远，但山河阻隔，大军行动、粮草接济是头等难题。帝辛必须先在东方建立前进基地。考古发现给了我们暗示：在山东益都（今青州）苏埠屯，发现了超大规模的商代晚期墓葬，出土了象征极高权力的“亚丑”（chǒu）青铜钺。这说明，商朝在东部存在一个强大的军事殖民据点或盟友邦国。这里，很可能就是帝辛东征的大本营和补给中心。

大军兵分多路，如巨钳般合围。一路可能由蜚廉、恶来等麾下猛将率领，从中原直插沂蒙山区；另一路或许沿着古济水、泗水一线推进，控制水路；帝辛本人，则可能坐镇后方指挥，或亲率主力进行决定性会战。这场战争，不再是商初那种小规模的边境冲突，而是旨在摧毁夷人核心力量、建立永久统治的灭国级征服。

仗，打得异常激烈和残酷。东夷诸部并非任人宰割的绵羊，他们依托山林水泽，顽强抵抗。商人的青铜武器和战车优势，在东方复杂的丘陵水网地带，未必能完全发挥。战争必然是艰苦的拉锯战。

一些零星的记载，透露出战况的激烈。《吕氏春秋》提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说商人驱使大象作战，蹂躏东夷。这或许不是传说，在气候比今天更温暖的商代，中原地区可能确实有象群，被商人驯化用于战争，对东夷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

这场战争持续了多久？很可能不是一年半载，而是经年累月。帝辛的朝廷，核心任务就是支撑这场遥远的战争。资源在消耗，兵力被牵制，而殷都内部，反对的暗流因为战争的持久和压力的增大，变得越来越汹涌。

仗，最终打赢了。而且是一场空前的、辉煌的胜利。

证据，不在周人篡改后的史书里，而在冰冷的考古发现和青铜器的铭文中。着名的“小臣艅（yú）犀尊”上刻着铭文，记载了商人征伐“人方”并获得赏赐。更重要的是，商文化的影响范围，在帝辛时期达到了巅峰。典型的商式青铜器、玉器、建筑样式，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密度，出现在山东乃至淮河流域。这不是文化交流能解释的，只能是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带来的直接结果。

仗打赢了，战利品滚滚运回殷都。大量的夷人俘虏，成了奴隶（“羌”或“奚”）；东方的珍宝、铜锡、海贝，充实了王室府库。帝辛站在胜利的巅峰，志得意满。他证明了自己战略的正确，证明了反对他的那些老臣是何等短视。他或许举行了盛大的“献捷”典礼，在宗庙前祭祀祖先，展示缴获的兵器、俘虏的首领，接受万民的欢呼。

这一刻，是他个人威望的顶点。一个开疆拓土、武功赫赫的“英主”形象，似乎已然铸就。他肯定觉得，帝国最大的外患已除，内部那些嘀嘀咕咕的声音，更是不值一提。周人？等他把东方的战果消化完毕，回过头来，弹指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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