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乙归妹”那场盛大婚礼的喧嚣,仿佛还在殷都的宗庙殿堂间隐隐回响,可老天爷留给商王帝乙的时间,却不多了。
帝乙在位末年,心里恐怕跟明镜一样亮堂。西边的姬昌,用谦卑的姿态和一场婚姻,换来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把周原经营得铁桶一般。东边的夷人,却越来越不听话,劫掠贡赋,叛服无常,像一块化脓的疮,不断消耗着王朝的精力。而他用来维系天下平衡的,除了日渐衰微的“共主”名分,似乎就剩下女儿们的婚姻了——除了西嫁周原的那位,他还得把另一个女儿嫁给雄踞江淮的攸侯喜,用姻亲关系稳住东南。
就在这左支右绌、心力交瘁的当口,帝乙殁(mò) 了。王冠,落在了一个年轻人的头上。他叫受,或者叫受德,即位后被称为帝辛。后世的人们,更熟悉他另一个如雷贯耳、也臭名昭着的名字——商纣王。
这个名字,几乎集合了亡国暴君的一切要素:荒淫、残暴、奢侈、刚愎自用……被周朝人和后世儒家一笔笔描画成黑底金字的反面教材。可咱们要是把时间拨回到他刚即位的那一刻,抛开那些后世泼上的脏水,或许能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开端。
这位新王,首先是个天赋极高的人。
《史记》里头,太史公尽管对他口诛笔伐,却也老老实实记下了他的本事:“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史记·殷本纪》)什么意思?说他天资聪颖,反应极快,接收信息、理解问题非常敏锐;而且体力过人,能空手和猛兽搏斗。这可不是文弱书生,也不是昏聩(kuì)老头,而是一个智力与体力双双爆表的“六边形战士”。
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年轻的君王,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力能扛鼎,而且见多识广。搁在哪个时代,这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甚至心生敬畏的领袖坯子。登基之初的帝辛,很可能意气风发,看着父亲留下的这个内忧外患的摊子,非但不怵,反而觉得正是自己大展拳脚、重振殷商雄风的天赐良机。
他接手的,具体是个什么摊子呢?
对内,是一潭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汹涌的深水。爷爷武乙“射天”,把神权集团(贞人、巫祝、旧贵族)得罪得不轻;父亲帝乙“嫁妹”,是一种无奈的政治妥协。这两代人的操作,让王权与贵族、尤其是与那些把持祭祀和解释天命话语权的“神棍”集团之间,裂痕已经深不见底。旧贵族们躺在世袭的禄位上,享受着祖先的余荫,对王权阳奉阴违,恐怕是常态。帝辛年轻锐利的眼睛,看着这帮暮气沉沉、只顾私利的“老臣”,心里那股子革新除弊的劲头,怕是按捺不住。
对外,局面就更清晰,也更紧迫了。西边的周,是心腹之患,但也是烫手山芋。人家刚娶了你的姐妹,表面上恭顺有加,你找不到立刻翻脸的理由。而且,周人经过季历、姬昌两代经营,根基已深,打起来绝对是硬仗、消耗战。
相比之下,东边的夷人,则是肘腋之疾,而且正在化脓。这些部落方国(可能包括“人方”、“林方”等),叛服不定,严重威胁商朝在东方的战略资源(如铜锡矿产、海贝通道)和贡赋来源。打他们,政治上名正言顺——惩治不庭,维护共主权威;军事上,似乎也更容易取得速胜,震慑四方。
对于一个自负才干、亟需用一场胜利来树立权威、并获取实际利益的年轻君王来说,先捏哪个“柿子”,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于是,即位不久的帝辛,很可能迅速做出了他战略生涯中第一个重大决策:暂缓与西周的全面摊牌,集中优势兵力,向东征讨,彻底解决夷患!
这个决策,本身未必是错的。甚至可以说,有一定战略眼光。攘外必先安内?不,对帝辛来说,是固强必先除弱。先打掉相对好打、且威胁实在的东夷,获取人口、财富和声望,再来专心对付西边那个狡猾而强大的姬昌。
然而,这个明智决策的背后,却潜伏着他性格中致命的阴影,也是他最终悲剧的起点。
他的“聪敏”和“材力过人”,使他极度自信,甚至到了蔑视常规、轻视阻力的地步。他看不起那些絮絮叨叨、用祖宗成法和鬼神之道来劝谏的老臣,认为他们迂腐、怯懦,只会阻碍他建立不世功业。他的“辩才无碍”,让他善于给所有反对意见扣上“怯战”、“误国”的帽子,在辩论中所向披靡,却也堵住了所有逆耳的忠言。
他就像一辆装备了最强劲发动机,却认为不需要刹车和方向盘的战车,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开始猛烈加速。
朝堂之上,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那些敢于直言的旧臣,如箕子、微子、比干,渐渐发现与新王话不投机。而另一些善于揣摩上意、支持他激进政策的“新人”,开始得到重用。后世周人宣称他“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尚书·牧誓》),骂他不用自家亲族贤人,反而推崇信任四方逃亡的罪人。这话虽有抹黑成分,但很可能反映了帝辛为了推行己意,有意识地组建自己的权力班底,冲击旧有的贵族权力结构。这无疑是在本就易燃的干柴堆上,又泼了一瓢热油。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