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咱们说到,鲧倒在了羽山,用生命的代价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堵”这条路,走到头了,是死胡同。
烂摊子还在那儿,洪水可不会因为死了一个人而消退。所有人的目光,这下都死死盯在了那个从父亲腹中“诞生”的年轻人——禹的身上。压力,像山一样压过来。他该怎么办?难道只是把他爹的“堵”字诀,简单换成“疏”字诀就完事了?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年轻的禹站在尚未退去的洪水边,脚下是淤泥,眼前是汪洋。父亲死了,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于“治水失败”这个罪名。九年之功,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各部落的怨愤、联盟的裂痕,以及这片仿佛永远也驯服不了的滔天洪水。
风很大,带着水腥味和死亡的气息。有长老在他身后低声说:“先首领用‘堵’法,筑堤垒坝,力尽而亡。这水……怕是治不了了。”
禹没有说话。他俯身抓起一把湿重的泥土,看它在指缝间缓缓滴落。他想起父亲离家前最后一次抚摸他的头,手掌粗糙得像树皮;想起这九年来,族人们扛着石铲木耒,在没膝的水里一筐筐运土,肩膀磨出血,脚底泡烂;想起洪水决堤时,那些瞬间被卷走的茅屋、牲畜,还有来不及逃的人……
父亲错了吗?禹看着手中浑浊的泥水。不,父亲拼尽了全力。但他用尽全力去对抗的,或许是错了对象——不是洪水本身,而是治理洪水的方式。
《史记》记载,禹当时“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内心充满悲愤与压力。但他没有时间悲伤。四岳(四方部落首领)和舜帝的目光都盯着他。这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年轻人,必须立刻给出答案:水,还治不治?怎么治?
如果继续用父亲的“堵”法,结局可能只是另一个羽山。但不用“堵”,又能用什么?
就在这个关头,发生了一件小事,被后世《淮南子》等书记录下来:禹走到一处河边,看见水湍急处,有鱼群奋力逆流而上,它们的身体紧贴着河底的石缝,巧妙地借助水流本身的力道前进,而不是硬生生对抗浪头。
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他忽然意识到,父亲想的是如何拦住水,而水想的,只是如何流下去。对抗水的本性,就像用手去抓流沙,越用力,流失得越快。
那一刻,一个模糊但全新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也许治水,不是要水听人的话,而是要人学会听懂水的话——听它想往哪里流,听它被什么阻挡,然后帮它疏通道路,送它去它该去的地方。
但这念头太大了,太冒险了。疏通?说得轻巧。这么大的水,这么广的地,从哪里疏?怎么疏?需要多少人?多少粮食?各部落愿不愿意配合?上游的人肯不肯挖开自己家门前的土,让水顺畅流向下游?
问题像洪水一样涌来。禹知道,他此刻站在一个比父亲更危险的关口:父亲输在方法,而他若输,可能输在根本不敢开始。
舜帝的使者再次到来,语气已带着不耐:“禹,四岳举你承父业。你,接还是不接?”
禹转过身,目光从使者脸上,移向身后那些面黄肌瘦、眼中带着最后一丝期盼的族人,再望向远处水天相接的、父亲魂归之处。他缓缓跪下,对天、也对使者,行了一个大礼。
“臣,”他的声音因连日疲惫而沙哑,却字字清晰,“愿继父志,试治洪水。然请许臣一请。”
“何请?”
“请予臣时间,容臣先——走一遍这天下。”
使者愕然。族人们面面相觑。治水,不该立刻召集人手,运土筑坝吗?走天下?这是什么治法?
但禹的眼神异常坚定。他已经想明白了第一步:在举起第一把石铲之前,他必须先做两件事——看清大地的骨骼,听懂水流的语言。
这不是游山玩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国土勘察与战略侦察。他要用自己的双脚做尺,去丈量父亲未曾看清的山川格局;他要找到那条隐藏在大洪水表象之下、属于水自身的“路”。
他接下担子,但拒绝立刻盲目地投入与洪水的肉搏。他要换一个维度,与洪水对弈
一、接过担子:从“怎么治水”到“怎么组织”
禹站到了台前。他面临的局面,比他爹更糟:民心涣散,联盟濒(bīn)临崩溃,洪水依旧肆虐。他爹用九年时间证明了一种方法是错的,现在,他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把丢掉的信任和时间,统统赢回来。
传说里,大禹治水前干了件挺“怪”的事:他带着一群人,拿着准绳和规矩(就是早期的测量工具),“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翻译过来就是:爬山涉水,做标记,测量,把高山大河的形势给摸清楚。
你看,这和他爹一上来就埋头苦干,风格完全不同。鲧是战术家,见水就堵;禹更像是战略家,先要看清全局。
他明白了一个核心问题:治水,技术是第二位的,组织才是第一位的。你连整个黄河流域谁高谁低、水往哪儿流都搞不明白,怎么“疏”?你没法协调上下游成百上千个部落,谁愿意挖自己家门口的河道,让水顺畅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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