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铸鼎 第27章 国家机器初运转：夏朝的官制、法律与经济

上一章，我们站在二里头空旷的宫殿基址上，感受到了早期国家那种令人屏息的空间威严。但一个王朝，不能只靠宏伟的建筑和神秘的符号来统治。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它需要内部的齿轮、杠杆和传动带——一套能让命令下达、资源汇聚、秩序维持的硬核系统。

当祭祀的烟火散去，当宴饮的青铜爵收起，这个名叫“夏”的庞大躯体，是如何进行它日常的“新陈代谢”与“条件反射”的？今天，我们就化身为 “上古制度工程师” ，掀开这台机器沉重的盖板，看看里面最初级的齿轮是如何咬合转动的。

一、官制的雏形：“世官世禄”与血缘政治的锁链

想象一下，早期的夏王坐在朝堂上，下面站着的都是谁？不会是公开招聘来的职业经理人，更可能是他的叔叔、舅舅、兄弟、儿子，以及各自家族里信得过的子侄。这就是夏朝官制最核心的特征——“世官世禄”。

“世官”，就是官职世袭，老子干什么，儿子基本接着干。“世禄”，就是跟着官职绑定的俸禄（主要是土地和民众）也一并继承。

（《礼记·礼运》里说的“大人世及以为礼”，就反映了这种古老传统。）

为什么会这样？

信任成本最低：在文字和法律都不健全的早期，血缘是最可靠的“担保”。把军队交给亲兄弟，把祭祀交给亲叔叔，总比交给外人放心。

技术垄断需要：像占卜、天文、治铜、造车这些“高科技”，往往掌握在特定家族手里，代代秘传，形成“畴官”（世袭的专业官职）。别人想学？门都没有。

利益捆绑最牢：整个统治集团，就是一个扩大的家族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维护王朝，就是维护自己家族的长期饭票。

于是，夏朝的朝堂，更像一个超级家族的董事会。所谓“六卿”（或类似的中央官职），很可能就是几个最显赫家族的族长，各自分管一摊：有的管祭祀和占卜（沟通上天），有的管军事（暴力威慑），有的管工程和手工业（搞建设），有的管刑罚（内部纪律）。

这种制度，好处是稳定。坏处也显而易见：容易僵化（笨蛋儿子也能当高官），容易**（国家就是我们家），更容易引发内斗（董事会里谁股份多？）。后来夏朝中期的“九世之乱”，根子就在这里。

二、法律的起源：“禹刑”与暴力的仪式化

光靠血缘和人情管理国家，迟早要乱。当内部出现矛盾，或者有人挑战秩序时，就需要更硬的东西——法律。夏朝的法律，传说叫“禹刑”。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禹刑”具体条文早就失传了，但我们可以推测它的几个特点：

习惯法的成文化：它很可能把部落时代就存在的各种习俗、禁忌和惩罚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和正式公布。比如，偷盗怎么罚，杀人怎么偿，背叛部落（国家）怎么处置。这是“约定俗成”向 “国家意志” 迈进的关键一步。

刑罚的残酷性与威慑性：早期的法律，目的不是改造，而是威慑和报复。刑罚必然极其残酷，像墨刑（脸上刺字）、劓刑（割鼻子）、刖刑（砍脚）、宫刑、大辟（死刑）这些“五刑”，很可能在夏代就已具雏形。公开执行残酷刑罚，是一种恐怖教育，让所有人牢记违背秩序的代价。

“刑不上大夫”？或许很早就有苗头：虽然“禹刑”名义上针对“乱政”，但实际执行中，贵族与平民、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绝对同罪不同罚。法律从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阶级镇压工具色彩。

更有意思的是，法律与祭祀往往紧密相连。重大的判决或刑罚执行，可能会在祭祀祖先或社稷时进行，表示这是“代天行罚”，给冰冷的暴力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法律，成了国家垄断的、仪式化的暴力。

三、经济的命脉：“贡赋”体系与“官营”的诞生

庞大的宫殿要修，专业的军队要养，复杂的官僚系统要运转，钱（或者说，物资）从哪里来？夏朝的经济根基，叫做 “贡赋” 制度。

“任土作贡”：这就是夏朝的 “中央税收指南” 。《禹贡》篇可能保留了它的影子。规定九州各地，根据你的特产，定期向中央进贡：靠海的贡鱼盐，产铜的贡铜料，土地肥沃的贡粮食和丝绸。这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基于政治臣服义务的物资输送。

“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这可能是一种更普遍的税赋形式，大致意思是耕种王室土地的农夫，要将收成的十分之一（“五十而贡”可能指税率）上交。这是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农业生产、进行财富提取的证明。

收上来的巨量物资，如何管理、分配和增值？夏朝的办法是——官营垄断。

官营手工业：我们在二里头看到的青铜作坊、绿松石器作坊，就是典型。国家控制最先进的生产部门，产品（礼器、兵器）不进入市场，直接服务于政治和军事目的。这既能保证质量，更能防止核心技术扩散。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