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yǐng)都的城墙在暮色里泛着血色。楚平王的尸骨早已朽烂,但城头变换的大王旗,依然刺痛着一个人的眼睛——伍子胥。
他站在吴军大营的高处,手里攥着一卷被摸得发亮的皮质地图,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十七年了。从那个父亲和兄长被诱杀、自己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昭关的夜晚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年。他的头发和胡须早已斑白,但胸腔里那团火,非但没有熄灭,反而烧得更旺,更冷,更硬。
他身边站着另一个沉默的人——孙武。这位被后世尊为“兵圣”的将军,此刻更像一个冷静的工程师,目光在地图和远处隐约的城郭之间来回移动。他们在筹划的,不是一次普通的进攻,而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斩首,目标直指楚国的首都郢都。而通往郢都的路上,横亘着楚国最后、也是最强的野战兵团。
一、仇恨驱动的算法:每一步都算到骨子里
“柏举。”伍子胥的手指,重重戳在地图上一个点。那里是今天湖北麻城附近,大别山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
选择这里决战,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这是伍子胥用十七年时间,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结合最新情报得出的最优解。
他的算法核心,是由仇恨驱动的极端理性。
第一步:情报建模——楚国的“兵力分布图”。
伍子胥从未停止收集楚国的情报。通过商人、逃人、乃至收买的楚国低级官吏,他脑子里有一张动态的楚**力图:
楚国主力,由令尹子常(囊瓦)率领,集结在汉水西岸,试图依托这道天堑阻挡吴军。
楚军内部有裂痕:子常贪鄙,与左司马沈尹戌(xū)不和。沈尹戌提出一个更主动的战术——自己率部分兵力绕到吴军后方,毁其战船,断其归路,子常则正面坚守。但子常既想独占功劳,又怕沈尹戌成功后威望超过自己。
楚军虽然人多,但多年未经历硬仗,军纪松弛,士兵厌战。而吴军,是孙武一手训练出的、经历了伐楚外围战役锤炼的精锐职业兵。
第二步:路径规划——出其不意的“死亡走廊”。
通常从吴国(苏南)攻楚,走淮河流域绕大别山北麓,是正道,但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楚军也必有重兵防备。
伍子胥和孙武选择了一条险路:沿淮水西进,到达大别山北麓后,突然弃船登陆,从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隘口(着名的“义阳三关”区域)强行军穿过,直插汉水东岸。这就如同在敌人以为的“安全区”侧面,撕开一条口子,直接出现在其防御薄弱部位。
这条路线,山高路险,补给几乎断绝,是兵法上的“死地”。但正因如此,楚军绝对想不到。伍子胥要的就是这个“想不到”。他赌的是吴军更强的体能、纪律和背水一战的决心,赌的是楚军统帅的愚蠢和犹豫。
第三步:心理推演——对手的“决策树”。
伍子胥太了解楚国贵族了。他出身于此,深知他们的傲慢、短视和内斗习性。他几乎能猜到子常会怎么想:
“吴人远来,必然疲惫。”
“我军背靠汉水,补给充足,以逸待劳。”
“沈尹戌那家伙想抢功?哼,不能让他得逞。”
“或许……可以先打一仗,捞点战功,稳住国内?”
基于这种推演,伍子胥制定的战术不是强攻,而是挑衅与引诱。用灵活的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楚军,激怒子常,让他觉得“吴军不过如此,可以吃掉”,从而放弃坚守计划,主动渡河来战。一旦楚军离开坚固的汉水防线,进入预设的柏举战场,他们的数量优势就会在复杂地形中化为乌有。
二、幽灵网络:看不见的“眼睛”与“耳朵”
吴军能在陌生的楚国腹地如入无人之境,精准地找到这条“死亡走廊”,并实时掌握楚军动向,靠的绝不仅仅是地图和推测。伍子胥背后,有一张他经营多年的地下情报网。
这张网的节点复杂而有效:
楚国境内的“不满者”:被楚平王、楚昭王迫害过的贵族后裔,对当政的子常等人不满的失势官员。伍子胥的复仇旗帜,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提供内部消息、地形细节甚至有限的人员引导。
商人网络:春秋时期,商人走南闯北,消息最灵通。伍子胥可能通过吴国的官方贸易或私下重金,买通了某些在楚吴之间经营的商队,让他们传递信息,甚至利用货队为吴军小股部队打掩护。
战场斥候与“死士”:孙武训练出的精锐侦察兵,化妆成楚人模样,深入敌后,观察楚军营垒布置、军队士气、将领活动。他们像幽灵一样穿梭,将信息源源不断送回。
“心理战”散播者:故意散布谣言,夸大吴军实力,渲染伍子胥复仇的可怕决心,加剧楚军普通士兵的恐惧。甚至可能伪造情报,诱使楚军做出错误判断。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这场战役,虽未详细描述情报战,但字里行间能看出吴军的行动极具针对性,且对楚军内部矛盾了如指掌:“楚瓦(子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楚国的子常不仁德,他的部下没有必死之心……先攻击他,他的士兵一定会溃逃。)这显然基于对楚军将领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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