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邑的宫墙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把王宫前那片夯土广场切割成明暗交错的棋盘。周平王宜臼(jiù)站在高高的台基上,望着东面。那里,越过城墙的雉堞(zhì dié),是广袤的、属于王室的“王畿(jī)”之地。可他的目光,却很难穿透这暮色,看清那些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确切的事情。
一种无力感,像这初春傍晚的寒气,丝丝缕缕钻进他的骨髓里。祖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把镐京和天子威严一起玩没了。父亲(周携王)在虢(guó)公扶持下另立朝廷,和自己打了二十一年。好不容易熬到父亲败亡,自己这个“平王”东迁洛邑,看似天下共主,可手里还剩多少实实在在的家当?
诸侯们表面恭敬,来朝觐时礼数周全,可回到自己封国,该怎么扩张地盘、怎么收拾周边小国,怕是很少真正请示他这个天子了。他管的了洛邑这一亩三分地,管得了整个天下吗?
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离洛邑不算太远、理论上也属于“王畿”范围的荥(xíng)阳一带,一场静悄悄却又足够大胆的“兼并手术”,正在一位王室近亲——郑武公掘突——的手中,娴熟地进行着。
一、身份红利:王室卿士的“免死金牌”
郑国,是个很特别的诸侯。它的始封君是周宣王的弟弟郑桓公友,根正苗红的姬姓宗亲。当年桓公看到西周将乱,听了太史伯的建议,把家族和部众提前东迁,安置在洛邑东边、虢国和郐(kuài)国之间的地带,算是为家族买了份“保险”。
这份“保险”在东迁时兑现了。郑武公掘突,作为桓公的儿子,不仅继承了这块地盘,更继承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遗产——王室卿士的身份。
“卿士”是个什么官?简单说,就是周王朝廷的首席执政官,相当于宰相兼军队总司令。这个职位通常由畿内强大的诸侯国君兼任,比如之前的虢公、祭(zhài)公等。
郑武公就戴着这顶“卿士”的帽子。这帽子金光闪闪,好处太多了:
信息优势:他常年在洛邑上班,参与中枢决策,对周王室的家底有多虚、对天下诸侯的动态、对周边小国的强弱,了如指掌。这是降维打击式的情报。
政治光环:他是“自己人”,是“王官”。他做事,天然带着一层“可能代表王命”的模糊光环。周边小国敢反抗郑国,某种程度上等于对抗周王(至少可以这么宣传)。
行动便利:他在王畿之内活动、调动力量,比其他外来诸侯更方便,更不容易引起周王的 immediate(立即)警觉——毕竟,卿士处理“王畿事务”,看起来名正言顺。
郑武公就像一个大公司的CEO(卿士),同时自己外面还开着个子公司(郑国)。他利用CEO的权限、信息和资源,拼命给自己的子公司捞好处,而那个董事长(周平王),要么没看见,要么看见了也管不了。
二、“借地”与“渗透”:兼并的温和前奏
郑国最初的根据地,其实不大,而且是从虢、郐两国“借”来的。史载“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郑桓公就“寄帑(tǎng)与贿”(寄存家族人口和财物)于两国,后来更直接“取而国(都城)之”。(《国语·郑语》)
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裸的武装占领,而是一种渐进式的渗透和置换。
比如,郑国人带着先进的农业技术、商贸网络(郑人善贾)进入虢、郐的土地,通过经济手段逐渐掌控资源;郑国贵族通过与当地贵族联姻,形成利益捆绑;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在处理虢、郐与周边纠纷时“拉偏架”,逐步削弱其独立性和权威。
等到时机成熟,或许只需要一次小小的“边界摩擦”或“内部叛乱”(郑国可能暗中支持),郑**队就可以“应邀”或“被迫”介入,然后……就赖着不走了。
《诗经·郑风》里有些诗,如《叔于田》、《大叔于田》,描绘郑国贵族田猎的盛大场面,车马精良,武士彪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郑国虽然地盘初定,但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已经远超一般小国,为其扩张积蓄了资本。
三、灭郐与并虢:一场经典的“股份制改革”
站稳脚跟后,郑武公开始了正式兼并。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郐国。
关于灭郐,有个着名的“借刀杀人”传说:郑武公先与郐国通好,然后故意散布一份名单,上面列着郐国哪些贤臣良将已经“暗中投靠”了郑国。郐国国君中计,把名单上的人都杀了,自毁长城。郑武公这才轻松出兵,灭了郐国。(这个计策和后来苏联克格勃的“信任名单”如出一辙,见《韩非子·内储说下》)
这个故事未必完全真实,但反映了郑武公手段的狡诈和精准。他善于利用对手的内部矛盾,进行心理战和离间战,尽量减少硬碰硬的消耗。
灭了郐国,下一个就是东虢。虢国也是姬姓,而且是老牌诸侯,地位一度很高(虢公常任王室卿士)。但此时也已衰落。郑武公对付虢国,可能不再需要太多阴谋,而是凭借已经壮大的实力,直接军事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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