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诚县长的电话还没撂下,县国土资源局的办公楼,就已经活脱脱像一锅煮开了的、噗噗往外冒泡的八宝粥。这沸腾的声浪,主要来源于二楼那间本该是存放历史和短暂统一思想的大办公室。此刻,它承载了远超设计的容量和情绪。松鹤国土所来了十二员大将,城关国土所来了八位好汉,二十多号人把这地方塞得那叫一个水泄不通,密度堪比早高峰的肉馅包子。
场面那叫一个精彩:有人跟没了骨头的软脚虾似的,歪斜在档案柜上,双手抱胸,脸色铁青,仿佛在角色扮演一尊名为《怨气》的雕塑;有人占据了临时搬来的塑料小板凳,那凳子矮得让人窝心,他们便配合着一口接一口的“唉……”,完美演绎何为“唉声叹气”;更有几个急性子的,围着那张饱经风霜的办公桌进行无规则圆周运动,脚步焦躁,嘴里念念有词,像极了在给什么神秘仪式吟唱咒语。
“砰砰砰!”这是有人用巴掌丈量桌子的抗击打能力。
“凭什么?!凭什么就砍我们?!”这是男高音部的激情质问。
“唉……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这是女中音部的忧愁咏叹。
各种声音搅拌在一起,活脱脱就是一个被顽童捅穿了的蚂蚁窝,混乱中透着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焦虑。
这些挤在办公室里的,哪个不是在基层摸爬滚打了五年以上?有的更是从青葱小伙干到了中年大叔,把人生最肥美的二十年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的丈量与规划。改革的风声一来,每个人心里都像悬了块秤砣,沉甸甸,凉飕飕。谁都清楚,国土所是这次改革的重点“关照对象”,每个所就四个正式编制的坑,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人得面临“挪窝”或者“滚蛋”。这工作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更是半辈子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脸面。这要是没了,后半生的剧本可真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了。
情绪这玩意儿,是会传染的。几个火气旺的,已经开始扯着嗓子嚷嚷要去市里“讨个公道”。松鹤所的老周,今年五十八,离退休的终点线就差临门一脚,此刻眼圈红得像兔子,声音带着颤音:“我老周在国土所干了三十年!从量地皮到发宅基证,啥活儿没干过?哪块地我没用脚板丈量过?现在倒好,说合并就合并,说分流就分流?我这把老骨头了,出去谁要?扫大街都嫌我动作慢!不行,必须去市里!非得讨个说法!”这番血泪控诉,立刻赢得了周围几个同龄人的强烈共鸣,拍桌子声此起彼伏,仿佛在给他伴奏。
局机关这些平时坐在办公室里的干部们,哪见过这阵仗?心里直发怵。都是一个系统里混的,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熟得很。来硬的吧,拉不下脸,也怕以后不好相见;来软的吧,又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只能一个个陪着笑脸,说着些不痛不痒的安慰话。办公室的小孟,一个刚考进来没多久的年轻姑娘,这会儿充当起了后勤部长,端着个快跟她脑袋差不多大的茶壶,挨个给“上访”的叔叔阿姨们递水:“周叔,您消消气,喝口水,有话咱们慢慢说,上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内部商量……”老周正在气头上,看谁都像敌人,一挥手,差点把杯子打翻:“别来这套虚的!你们坐在机关大楼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工资一分不少,哪懂得我们基层的苦楚?!”
要说全场最忙、最像热锅上蚂蚁的,非办公室主任林少虎莫属。他早上八点整,意气风发地踏进单位大门,脚还没站稳,就被松鹤所的人当场“截获”,一路“礼送”到这间大办公室,至今连口水都没喝上。额头上那汗珠,跟断了线的珍珠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把他那件白衬衫的领子浸得透湿,紧紧贴在脖子上,别提多难受了。他掏出手帕——这年头还用老式手帕的人可不多了——胡乱擦了把脸,又赶紧凑到一位正在拍桌子的女同志身边。“李姐,李姐!您消消火,身体是自己的,气坏了不值当啊。”林少虎的声音带着点哀求,“改革政策不是还在细化嘛,没说就定死了,咱们再等等消息,行不行?”
李姐,今年整四十,家里的顶梁柱。丈夫去年下岗,至今工作没着落,孩子正上高中,那花钱的速度跟开了闸的洪水似的。全家就指望着她这份工资呢。她一听“等”字,眼泪唰就下来了,一边抹泪一边喊:“等?我们等得起吗?!我家那个没工作的,孩子学费眼看着要交,要是我的饭碗再砸了,你让我们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风吗?你们当领导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话像一把精准的匕首,戳中了许多人的心肺管子。好几个女同志的眼圈也跟着红了,办公室里弥漫开一股绝望又压抑的气氛。
混乱中,有人试图站出来解释,说编制缩减是省里的硬性规定,县里也只是执行者,无能为力。可这话刚冒头,就被更大的声浪给拍了回去:“省里的规定就不讲人情了吗?”“凭什么偏偏是我们国土所挨刀最狠?”“我看呐,肯定是有人背后搞小动作,把编制留给自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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