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与总结大会放在“抗大”分校那个最大的、平时用来上大课的棚屋里开。棚屋挤得满满当当,汗味、烟草味、还有从外面飘进来的煤烟味混杂在一起,空气闷浊得让人头晕。长条凳不够坐,很多人就蹲在墙边,挤在过道里,甚至有人爬到了支撑屋顶的原木桁架上,像一群栖息在巢里的燕子,只为了离主席台近一点,能听清楚台上那个人说的每一个字。
主席台很简单,就是几张旧课桌拼起来,铺了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楚风站在桌子后面,没穿新军装,还是那身半旧的,洗得领口发毛,但熨烫得平整。他面前没有讲稿,只有一杯水。棚屋顶上的天窗透下几道光柱,光柱里尘埃飞舞,正好有一道斜斜地落在他半边脸上,让他看起来有些明暗不定。
台下黑压压一片,有参加“飞燕”攻关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脸上还带着试车成功后的亢奋红晕;有“海魂”支队和孙铭特战队的代表,皮肤黝黑,眼神锐利,坐得笔直;有经济战线和“华元”推广的干部,眉头习惯性微皱着,手里还捏着小本子;有李云龙这样的一线军事主官,大大咧咧地叉着腿坐着,脸上挂着笑;也有像赵刚、方立功这样的核心幕僚,神色相对凝重。
楚风的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面孔。他看到了吴大有师傅被徒弟搀扶着坐在前排,老人眼睛还红肿着,但腰杆挺得前所未有地直;看到了王工紧抿着嘴,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那是他紧张思考时的习惯动作;看到了章北海那张被海风刻满沟壑的脸,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底深处那簇火,烧得更旺了;看到了林婉柔安静地坐在医疗系统的区域,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眼神温柔而坚定。
棚屋里很安静,只有外面隐约传来的操练声和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所有人都望着他,等着他开口。
楚风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有些凉了,划过干涩的喉咙,带来一丝清醒的刺痛。他放下杯子,双手撑在桌沿,身体微微前倾。
“同志们,”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了棚屋的每个角落,压过了外面的一切杂音,“今天开这个会,两件事。第一,是给过去这几个月,咱们流的汗、吃的苦、受的憋屈,还有……取得的那么一点儿成绩,做个交代。第二,是给接下来的路,划拉个道道。”
他没有直接提“飞燕”的成功,也没有提海上的“惨胜”,而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
“前几天,我去医院转了转。林院长跟我说,她们新订的药品管理规范,试行一个月,盘尼西林的滥用率,下降了六成。”他顿了顿,目光投向林婉柔的方向,“六成。这意味着,咱们在最金贵的救命药上,能多救至少三成原本可能救不回来的重伤员。这不是打仗,但救回来的每一条命,都是咱们的骨血,是咱们将来的种子。”
他又看向另一边:“老方给我算了笔账,咱们那‘华元’,在天津卫的黑市上,一块钱能换差不多三斤上好的小米。法币呢?擦屁股都嫌硬。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根据地出产的东西,咱们的信誉,在老百姓心里,比重庆印的那些花纸片子,实在!民心,有时候不在报纸头条上,就在这柴米油盐的掂量里。”
“还有,”他的目光扫过李云龙,“咱们的李大团长,搞了个‘土雷达’,敲锣打鼓照探照灯。听着滑稽,可上礼拜,边区被服厂靠着山头蹲着听动静的民兵提前两分钟敲锣,工人们躲进防空洞,躲过了国民党两架侦察机的骚扰扫射,机器没坏,人没伤。土办法,有时候能顶大用。”
他一件件,一桩桩,说得平实,甚至琐碎。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煽动。但台下的人们,眼神却越来越亮,腰杆越来越直。因为他们听懂了,楚风说的不是某个英雄的壮举,而是在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普通人,用最笨拙、最坚韧的方式,一点一滴攒起来的变化。这些变化微小,却真实,像春天的草芽,顶破了冻土。
然后,他的话音一转,语气沉了下来。
“但是,”这个“但是”像一块冰,砸进了逐渐升温的空气里,“咱们这点家当,这点成绩,放在自家炕头上看看,还行。拿出来,跟真正的对手比比呢?”
他抬起手,指向棚屋外隐约可见的天空:“天上,人家的飞机,能带几吨炸弹,飞几千公里,有雷达导航,有无线电联络。咱们的‘飞燕’,刚会喘气,离上天还远。海上,人家的舰队,一条船比咱们‘海魂’全部家当还大,炮管子比咱们的大腿还粗。咱们靠着耍小聪明、拼狠劲,侥幸咬了它一口,可它回过神来,一巴掌就能把咱们扇进海底。”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重锤,敲在每个人刚刚升起的自豪感上,敲得人心头发沉。
“经济上,人家用金元、用禁运、用外交孤立,想掐断咱们的脖子。技术上,人家卡着精密机床、特种材料、核心元件,想让咱们变成睁眼瞎、瘫子。政治上,人家拉着大旗,喊着漂亮口号,想把咱们打成‘匪类’、‘割据’,让全世界都不认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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