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7日,阿拉贡高原的风裹挟着沙尘,抽打在卡斯佩镇政F斑驳的石墙上。华金·阿卡索站在二楼露台,指尖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烫得他猛地缩回手。
楼下的广场上,全国劳工联盟(CNT)的民兵正将一捆捆印有“土地与自由”标语的传单搬上卡车,他们的步枪斜挎在肩头,帆布军装沾满泥点,眼神里却燃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光。
“委员会长大人,马德里的电报。”秘书推门进来,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虑。电报纸上的字迹潦草而冰冷,是国防部长多明戈·普列托的亲笔:“即刻解散阿拉贡地区防御委员会,所有武装力量划归中央陆军指挥,否则以叛乱论处。”
阿卡索将电报揉成一团,狠狠砸在地上。“叛乱?”他冷笑一声,转身看向墙上悬挂的阿拉贡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一百三十九个受委员会管辖的城镇,“我们在前线抵挡佛朗哥的叛军时,马德里在做什么?在伦敦看张伯伦玩平衡,在巴黎听达拉第的绥靖鬼话!”
“马德里怕我们,怕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怕我们的自治。”阿卡索的副手,身材魁梧的工团主义者费尔南多·加西亚走进来,手里握着一把刚上膛的毛瑟步枪,“他们受苏联操控的康米党影响太深,只想把所有权力攥在自己手里,而现在那个苏联元帅离开后,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威胁。”
正说着,广场上突然响起一阵骚动。一名民兵气喘吁吁地跑上楼:“长官,加泰罗尼亚的信使到了,说有紧急情况。”
阿卡索心中一紧。加泰罗尼亚自治政F与马德里中央政F的矛盾早已不是秘密。自内战爆发以来,加泰罗尼亚地区凭借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民族主义情绪,组建了自己的自治政F和武装力量,与马德里在武器分配、军费分摊等问题上冲突不断。而阿拉贡委员会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F,因同样秉持反中央集权的立场,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
信使是个年轻的加泰罗尼亚人,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封密封的信件,递给阿卡索:“这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的亲笔信,他说,马德里已经乘之前反攻的形势,开始调动军队,目标不仅是阿拉贡,还有我们加泰罗尼亚。”
阿卡索拆开信件,孔帕尼斯的字迹遒劲有力,字里行间充满了紧迫感:“马德里政府意图以‘统一指挥’为名,剥夺各地区的自治权。佛朗哥的叛军已在阿拉贡南部集结,随时可能发起进攻。若我们内部自相残杀,西班牙共和制将万劫不复。恳请阁下与我会晤,共商抗敌与自治大计。”
“会晤?在哪里?”阿卡索问道。
“巴塞罗那,三天后。”信使回答。
费尔南多立刻反对:“不行!巴塞罗那现在局势复杂,康米党的势力在那里渗透得很厉害,万一这是个陷阱怎么办?”
阿卡索沉默了。他知道费尔南多的担心并非多余。自1937年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共和派内部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当时,无政F主义者与康米党武装在巴塞罗那街头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千人伤亡,而马德里政F最终偏袒了康米党,这让阿拉贡委员会与马德里的关系降至冰点。
“但我们没有选择。”阿卡索缓缓开口,“佛朗哥的叛军在德意FXS的支持下,装备了大量坦克和飞机,而我们阿拉贡的民兵,手里只有老旧的步枪和为数不多的机枪。如果不能与加泰罗尼亚联手,我们迟早会被马德里和佛朗哥两面夹击。”
他走到地图前,用手指在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的交界处画了一条线:“通知下去,做好防御部署,防止佛朗哥趁虚而入。另外,挑选二十名精锐民兵,随我前往巴塞罗那。”
同一时间,马德里的共和国总统府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坐在办公桌后,脸色苍白,咳嗽不止。他面前站着国防部长普列托和康米党代表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两人正为阿拉贡地区的问题争执不休。
“必须立刻解散阿拉贡地区防御委员会!”普列托语气坚决,他的制服上挂满了勋章,却掩盖不住眼底的疲惫,“阿卡索那帮无政F主义者,在阿拉贡搞独立王国,不听从中央指挥,甚至私藏军火,这已经严重威胁到共和政府的统一!”
“普列托部长,我认为现在不是对付阿拉贡的时候。”伊巴露丽身材娇小,眼神却异常锐利,她是西班牙康米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被支持者称为“热情之花”,“佛朗哥的叛军已经再度逼近马德里外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自相残杀。”
“团结?”普列托冷笑,“你说的团结,就是放任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分裂出去吗?伊巴露丽同志,别忘了,苏联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援助,而他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我们加强中央集权,清除无政F主义和分裂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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