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七,卯时初。
万国宾馆三层东侧的窗户透进晨光。
威尼斯特使吉齐伯爵在柔软得不可思议的床榻上醒来,盯着头顶素白色的纱帐发了片刻呆。
他起身走到窗边——整面墙都是玻璃的落地窗,推开内层的雕花木扇,外层是密封的玻璃窗格。
晨风被隔绝在外,只有光毫无阻碍地涌进来。
吉齐伯爵的手抚过光滑的玻璃表面。
这么大、这么平整的玻璃,在威尼斯只有圣马可教堂的彩绘花窗能用上巴掌大的几片。
而在这里,每间客房都有整整一面墙。
洗漱间更让他无措。
白瓷烧制的“抽水马桶”旁有拉绳,一拉便有清水旋转冲刷。
铜制龙头的洗脸池,一拧便有温水流出。
墙上有面与人等高的玻璃镜,照得纤毫毕现。所有器物都光洁如新,没有任何污渍或异味。
他想起昨晚入住时,礼宾官轻描淡写的介绍:“客房内设自流水与污物处理系统。请勿向便器中投掷杂物,以免堵塞管道。”
这不是宫殿。
宫殿有金银装饰、壁画挂毯,但绝不会在每个房间安装如此精密的洁具。
这是一种更深刻、更日常的奢侈——将最先进的格物技术,用于最普通的起居所需。
吉齐伯爵用温水洗了脸,水珠在镜中映出一张疲惫的脸。
他深吸一口气,整理好衣袍,推门走向餐厅。
餐厅位于宾馆一层东翼。
长桌铺着靛蓝色织锦桌布,摆放的不是银器,而是细腻的白瓷餐具。餐食已经上齐:水晶虾饺、蟹黄汤包、鸡丝粥、芝麻烧饼、炸油条、四样酱菜。没有刀叉,只有乌木筷子和瓷勺。
欧洲使节们陆续入座,大多面露迟疑。
热那亚特使拿起一根油条,不知如何下口。
葡萄牙特使盯着汤包薄皮下晃动的汤汁,小心翼翼用勺子戳破,滚烫的汁液溅到手上,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请用。”侍立一旁的大明侍者用清晰的汉语说道,翻译随即跟上,“筷子若用不惯,可用勺。”
没有迎合,没有妥协。
这就是大明的规矩:来到这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吉齐伯爵学着旁座一位大明官员的模样,用筷子夹起一枚虾饺。
动作笨拙,但总算送进了嘴里。鲜甜弹牙的滋味在口中化开,他愣了一下——这比威尼斯宫廷里那些油腻的肉排和硬面包好吃太多了。
餐厅里响起压抑的进食声和餐具轻碰声。没人交谈。
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昨日的审判带来的震慑中,而眼前这顿早餐,又在无声地提醒着另一个事实:大明不仅在武力、法律上碾压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水准上,也已拉开了难以逾越的差距。
英格兰的佩斯博士放下瓷勺,低声对翻译说:“注意到没有,从窗帘到餐具,所有织物和器物的质地都极其均匀。
这不是手工能达到的精度。”
翻译是个年轻学者,闻言点头:“是机器制造的。格物院有专门的纺织机械所和陶瓷工坊,标准化生产。”
“标准化……”佩斯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词,“所以他们能迅速武装庞大的军队,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宾馆,能让每个细节都保持一致。”
他抬眼看向餐厅尽头。两名身着藏青色制服的大明礼宾官静静站在那里,身姿笔挺,目光平静地扫视全场。没有任何监视的意味,却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某种秩序之内。
“他们在等。”佩斯合上笔记本,“等我们吃完,然后带我们去谈判桌。在那里,我们会明白昨天审判的真正含义——那不只是对塞利姆的审判,是对整个旧秩序的审判。”
辰时正,寰宇会议中心,分组谈判室。
三号会议室。长条桌两侧,大明财政部度支司郎中周明德已经就座,面前摊开三本厚厚的账册。
吉齐伯爵被引入时,周明德只是抬眼点了点头,没有起身。
“吉齐伯爵,请坐。”周明德的声音透过翻译传来,语调没有任何起伏,“今日核算威尼斯共和国应承担的战争赔款及罚金。这是最终核算书,不再接受任何数额争议。”
一份深蓝色封皮的文件被推到吉齐伯爵面前。封面用汉、拉丁双语烫金字印着:“威尼斯共和国战争责任赔偿最终核定书”。
吉齐伯爵翻开第一页,看到总额时手指一颤:五百四十万两白银。比前天会议上说的又多了二十万两。
“周大人,这数额……”
“最终核定。”周明德打断,推了推鼻梁上的水晶眼镜,“基于最新补充的商船损失证据。所有条目可逐项核查,但总额不可变更。”
他示意副手。一本装订成册的账目被翻开,每一页都列着日期、船名、货物清单、估价、损失原因,并附有船长或货主的画押证言影本。最后十几页是手绘的船舶受损图,标注着箭孔、火烧痕迹、进水位置。
“这些证言……有些船长已经战死了。”吉齐伯爵试图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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