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蒙养》的颁行天下,标志着李斯“文化统一”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而这一战略最核心、也最能体现其深谋远虑的理念,便是“从娃娃抓起固根基”。李斯深信,只有在一代人的童年时期,就将维护统一、忠君守法的观念深深烙印在其灵魂深处,才能从根本上夯实帝国的统治基础,抵御任何“复古”、“分封”思潮的侵蚀。
这一战略的推行,绝非简单的政令传达,而是一场精心设计、自上而下的文化塑造工程。丞相府下令各郡县,务必确保《大秦蒙养》教材的刊印与分发,做到每所官学、每位蒙童人手一册。同时,朝廷还选派精干博士,分赴各地督导教学,并对原有的塾师进行集中培训,要求他们不仅讲解文句,更要阐释经义,将教材中的核心思想潜移默化地植入蒙童心中。
这种“从娃娃抓起”的策略,其效力正在帝国各地悄然显现。在关中栎阳的一所县学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几十名盘腿而坐的蒙童身上。他们衣着各异,有的来自小吏家庭,有的来自较为富裕的农户,此刻却都捧着统一规格、以秦隶工整抄写(或早期雕版印刷)的《大秦蒙养·首册》。学堂前方,须发花白的老先生神情肃穆,他以略带沙哑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领读,孩子们则挺直腰板,用稚嫩而整齐的声音跟随:
“天地玄黄,秦统八荒。陛下圣明,日月同光。”
“郡县之制,利国利民。法令既明,善恶自分。”
“耕田织布,本业是务。从军立功,荣耀门户。”
“忠君爱国,人伦之首。恪守律法,百行基础。”
这些简洁押韵、四字为主的文句,节奏铿锵,易于记诵。课堂上,老先生不仅要求背诵,还会以浅显的方式解释:“‘秦统八荒’,便是说吾皇陛下英明神武,将原本纷争的六国之地融为一体,自此再无战祸;‘法令既明’,是告诫尔等,我大秦以法治国,凡事皆有章法,遵纪守法便是良民,违法乱纪必受严惩。”虽然没有深奥的哲理,但这些最核心的价值观——统一、忠君、守法、耕战——如同绵绵春雨,又如同精准的刻刀,持续不断地浸润、凿刻在孩子们纯净如白纸的心田上。他们或许还不能完全理解“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复杂区别,但“秦统八荒”、“法令既明”这些词汇,伴随着日复一日的反复诵读和简单讲解,已经在他们心中形成了最初的是非判断标准和情感倾向——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守法是光荣的,违法是可耻的。
在东海之滨的琅琊郡学,教学形式则更为丰富。一位口才便给的先生,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解《大秦蒙养》中收录的一则寓言故事:“智卒辨奸”。故事讲述了一名驻守边关的普通秦军士卒王勇,如何凭借平日认真学习秦律所获得的知识,从一个自称来自齐地的商人言辞中发现了破绽——该商人对其声称的籍贯地的税赋、徭役规定表述与秦律细则不符。王勇心生警惕,暗中报告长官。经查,此人实为潜伏的六国遗贵门客,意图散播谣言,煽动民众对郡县制的不满。最终,阴谋被挫败,王勇因明察秋毫、忠勇可嘉而受到重赏,爵升一级。先生讲到王勇细心观察时,模仿其凝神思索状;讲到揭露阴谋时,语气激昂;讲到论功行赏时,满面红光。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时而为王勇的机智点头,时而对那个狡猾的“坏人”流露出愤慨之情。故事结束后,先生环视全场,提高声调总结道:“故曰,明法令,则奸邪无所遁形;忠陛下,则荣耀随之而至!尔等日后,当时刻以王勇为榜样,精研律法,竭诚奉公!” 孩子们或许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尚不能完全理解,但“熟知法律能识破坏人”、“忠于皇帝能得到奖赏”这样直接而鲜明的因果逻辑,已然通过生动的故事深深种下。
甚至在原本楚地核心、旧势力影响较深的郢陈,一所刚刚由项氏宗族私塾改造而来的官学中,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学堂的匾额已换成了标准的秦篆,室内原本可能悬挂的楚国图腾或先贤画像已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黔首自实田”诏书拓片以及描绘秦军东出、一统六国的简易图册。一些年纪稍长、曾受过旧式教育的学生,眼神中还带着些许迷茫、困惑甚至不易察觉的抵触,当先生要求诵读《大秦蒙养》时,他们的声音往往低沉而迟疑。然而,那些五六岁、七八岁的蒙童,正是在记忆启蒙的年纪,他们对“楚”的印象本就模糊,甚至全然空白。在《大秦蒙养》富有韵律的诵读声中,在先生讲述的关于长城、灵渠、驰道等帝国伟业的故事里,他们开始自然而然地接受“秦”作为他们唯一的、理所当然的归属。教材内容经过精心编纂,刻意淡化和模糊了关东六国具体的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和英雄人物,而不断强化“车同轨、书同文”的便利、“四海一家”的概念,以及“皇帝陛下”的至高无上。这使得这些孩童在最初认识这个世界时,接触到的就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应该是统一体的庞大帝国图景,六国故地不过是帝国新设立的郡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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