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的职称证书被刘莉仔细地收进了书桌抽屉的底层,与那些满载荣誉的奖状放在一起。没有张榜告示,没有刻意宣扬,生活和工作迅速被新的角色与责任填满——厂部任命文件下达,她正式兼任机加工车间副主任。
这是一个微妙且关键的转变。技术科副科长主管技术革新与推广,视野相对聚焦;而车间副主任,则需要直面最基层、最繁杂的生产管理。她依然保留着技术科的办公室,但更多的时间,不得不投入到机加工车间那间位于嘈杂厂房角落、充满机油和金属粉尘气息的副主任办公室里。
第一天坐在那张略显陈旧、桌面甚至有几处疑似被工具磕碰出凹痕的木制办公桌前,刘莉的感觉是奇异的。窗外是熟悉的机床轰鸣,墙上挂着生产进度表和安全管理规程,与她过去作为工人、甚至作为技术员下来解决问题时的视角截然不同。
她面前摊开的,不再是单一的零件图纸或工艺文件,而是厚厚一叠车间月度生产计划、各班组工时统计报表、设备维护记录、甚至是劳保用品领用清单。她需要协调不同工段的生产节奏,确保上游车间的毛坯供应不断线,下游装配车间的需求能及时满足;她需要审批准假条,调解工人之间因工作安排产生的小摩擦;她需要关注每台关键设备的运行状态,预防因停机导致的生产中断。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人”和“机制”。
她很快察觉到一种无处不在的“惯性”。工人们按时上下班,按图纸加工零件,但积极性却像被什么东西无形地压制着。老师傅们技术娴熟,却鲜少主动寻求工艺改进;年轻工人们有干劲,但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氛围下,也渐渐被磨平了棱角。
“王师傅,三班那台C620,这个月的工时利用率好像比上个月又低了点?”刘莉翻看着报表,找到正在工间休息的王建国师傅。他如今是车间技术顾问,虽然不直接管理生产,但威望极高。
王师傅端着搪瓷缸,吹开表面的茶叶沫,喝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那台床子老掉牙了,精度不太稳,干精活费劲,干粗活又大材小用。小李他们班组负责那台床子,反正月底工资照拿,谁愿意费那个劲去折腾?能完成任务量就行了。”
“完成任务量”……刘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目前的生产考核,主要看是否完成了计划部门下达的“数量”指标,对于质量、效率、成本、设备保养等方面的精细考核几乎为零。这就导致大家追求的是“做完”,而不是“做好”、“做快”、“做得更省”。
她尝试推动一些小改进。比如,看到某个工序的工装夹具设计不合理,影响效率,她画出改进草图,找来班组长老陈商量。
老陈拿着草图,面露难色:“刘主任,您这想法是好啊。可是……改工装得报备,得找机修车间加工,耽误了眼下这批活的生产进度,算谁的?再说,改完了,效率高了,咱班组的任务量说不定明年就给加码了,工钱还是一分不多,图个啥呢?”
一番话说得朴实又现实,噎得刘莉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她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张由旧有管理体制编织成的、坚韧而惰性的大网。“大锅饭”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光靠技术人员的热情和个别领导的要求,难以从根本上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站在车间的过道上,看着工人们按部就班地操作,听着那虽然轰鸣却缺乏激昂韵律的机器声,刘莉深深皱起了眉头。一种无力感悄然袭来,但更多的,是一种被激发出的、想要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
技术层面的难题,她凭借知识和毅力可以攻克。但这管理层面的沉疴,涉及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和观念转变,其阻力之大,恐怕远超她的想象。新的职务,赋予了她在车间内推行改革的可能性,但也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直接面对盘根错节的旧有秩序。
这车间副主任的椅子,坐起来,远比想象中要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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