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新界科技园的工地,此处像是总裹着湿漉漉的水泥味,混着远处海风吹来的咸腥气,吸进肺里带着点涩。
许峰踩着未干的泥浆走向围挡,深棕色的泥浆没到皮鞋脚踝,裤脚沾了圈土黄,鞋头还嵌着片碎砖。抗议者留下的传单被风卷得满地都是,有的贴在钢筋上,被露水浸得发皱;有的卡在砖缝里,边角翘起像只折翼的鸟。上面“内地资本滚出香江”的黑体字刺得人眼疼,他弯腰拾起一张,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发现排版与父亲笔记里夹着的1970年传单几乎一致——连角落的油墨印记都分毫不差,像从同一个模板里印出来的。他想起父亲曾说,这种低劣的煽动手段,就像劣质的油漆,看着刺眼,却经不住日晒雨淋。
“又是乔治的手笔。”陈宇的对讲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他正站在塔吊下面,仰头望着吊臂上缠绕的标语,红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廉政公署查到,他昨晚给几个‘社团’账户打了钱,说是‘活动经费’,数额刚好够雇二十个闲散人员,银行流水都调出来了。”
这时,许峰望着围挡外聚集的人群,有人举着“守护本土产业”的牌子,木杆上还沾着新鲜的油漆,滴在地上成了小小的红点;有人揣着手缩在角落,眼神却透着被煽动的茫然,像极了笔记里写的“1970年那些被英资当枪使的工人,拿了钱却不知道为谁卖命”。他从口袋里摸出块手帕,擦了擦鞋上的泥浆,手帕上绣着的“许”字已有些褪色。
粤剧培训班的排练室里,司徒倩正和沪港两地的演员们修改剧本。新戏《匠魂》讲的是1970年沪港工匠合做木雕屏风的故事,桌上摊着七八版手稿,红笔圈改的痕迹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粘着被撕掉的纸角。其中一段唱词是她熬夜改的:“钢是香江钢,木是上海木,熔成一块才是路。”唱到这句时,香江演员的粤语唱腔带着铿锵的尾音,上海演员的吴侬软语裹着温润的调子,交织在一起竟有种奇异的和谐,像两汪水流汇进同一条河。排练室的墙上挂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日排练进度”,旁边画着个小小的笑脸。
门被轻轻推开,艾米丽站在门口,辫子上的蝴蝶结歪了半边,缎带边缘有些起毛,手里攥着张揉皱的威胁信,纸边都被捏得起了毛:“我在爸爸的公文包里发现的,夹在雪茄盒下面,烟味都渗到纸上了。上面说要在演出时放鞭炮惊吓马匹,让戏服着火,还标了具体的时间点。”信纸边缘的火漆印是只展翅的鹰,爪子抓着橄榄枝,与上次匿名信上的图案相同。
正好此刻,司徒倩忽然想起爷爷说的“真正的好戏,总能在乱场中见真章,就像当年文化中心的屏风,越是有人拆台,越要雕得更精,让那些杂音成了垫脚石”。她接过信纸,指尖触到艾米丽冰凉的手,便拉着她往屋里走,“外面风大,进来暖和些”。
她让演员们暂停排练,转身走到桌前,提笔在剧本背面写下新的台词:“若有人故意搅场,我们就加段‘雨中对唱’,水袖遮雨,身段稳如磐石,用模样告诉他们,什么叫临乱不惊。”笔尖是新买的狼毫,在纸上划过格外顺滑。窗外的阳光照在剧本上,“沪港同心”四个字被镀上金边,像枚未铸成的勋章,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混着窗外的鸟鸣格外清晰。上海来的老演员凑过来看,指着新写的台词点头:“这样改好,既应景,又有风骨,像我们戏曲里说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工地的临时戏台搭在塔吊旁,用脚手架拼出个简陋的台子,上面铺着厚木板,是从附近拆下来的旧地板,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脚手架上挂着红绸,是附近粤剧班社送来的,边角有些磨损,却依旧红艳,与钢筋水泥的冷硬形成奇妙的呼应。司徒雄带着内地工匠们检查戏台结构,他是司徒倩的堂叔,刚从上海来香江,蓝色工装外套上还别着朵塑料梅花,手里的扳手转得飞快,钢管连接处都加了防滑垫:“保证再吵也晃不了分毫,当年在上海搭戏台,台风天里都能稳住,比这恶劣的天气都经历过。”他手里的扳手敲在钢管上,发出清脆的回响,惊飞了檐角的麻雀,鸟粪落在红绸上,像个小小的墨点,他笑着用抹布擦掉,“沾点土气才接地气”。
许峰站在戏台侧方,望着围挡外渐渐增多的人群。陈宇安排的便衣混在其中,有的穿着工装裤,裤脚卷到膝盖;有的叼着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正悄悄用钢笔在袖口上记录那些带头喊口号的人——他们的站位呈扇形散开,三个人一组互相掩护,与1970年冲击工地的闹事者如出一辙,显然是受过训练的。“乔治就在对面的茶楼里。”陈宇的对讲机压得很低,他正假装系鞋带,目光扫过街角那栋骑楼,二楼靠窗的位置有个身影一闪,“他带着几个凶徒,手里有汽油瓶,玻璃瓶在阳光下闪了下,估计是灌满了东西。”许峰摸了摸口袋里的传呼机,金属外壳被体温焐得温热,他给陈宇回了句“盯紧点,别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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