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红酒绿的街市 第313章 留学合同藏胁迫

清晨，苏州河面的雾气尚未散尽，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水面，远处的桥洞在雾中若隐若现，而红船挂牌仪式的开启，这码头早已挤满了前来观礼的人群。

当中，双方谈判小组的代表穿着笔挺的西装，领口别着银色领带夹；沪港两地的文化界人士戴着眼镜，手里捧着折叠整齐的发言稿；进步人士的后代们胸前别着长辈的黑白照片，相框边缘缠着红丝绒。大家齐聚甲板，胸前的襟花在晨光中摇曳，红的像石榴花，黄的似腊梅，白的如玉兰，像一簇簇迟到的歉意与敬意，在微凉的风里轻轻颤动，偶尔有花瓣飘落，落在锃亮的皮鞋上。

许峰穿着深色西装，袖口露出的手表是父亲留下的，表盘边缘有处磕碰的痕迹，据说是当年在英国打工时不小心撞的。胸前别着“许世昌后人”的铭牌，边角被他摩挲得有些发热。手里捧着父亲许敬鸿的留学相册，封面是暗红色的皮质，边角有些磨损，烫金的“牛津”二字已斑驳。

在相册里的年轻男子穿着牛津大学的校服，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却在领口处悄悄松开半寸，笑容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拘谨，眼神里缺了年轻人该有的飞扬，与他记忆中那个严厉寡言的父亲判若两人——父亲后来总穿中山装，说“还是中式衣裳自在”。

司徒倩站在他身边，旗袍上绣着红船的纹样，针脚细密，船帆上的丝线用了金线，是母亲熬夜绣成的，袖口还留着未拆的线头。手里拿着爷爷司徒远的粤剧剧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用细麻绳装订着，扉页上有几滴褐色的水渍，据说是爷爷当年看时不小心打翻的茶。剧本扉页有一行小字：“1950年冬，闻许世昌先生之子赴英留学，叹人才外流之憾。”那时的爷爷不会知道，这场看似风光的留学背后，藏着怎样的胁迫与无奈，像一把看不见的锁，捆住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连梦里都在计算着汇报的日期。

挂牌仪式进行到提问环节，镁光灯在人群中闪烁，咔嚓声此起彼伏。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记者突然举手，手里的录音笔对着话筒，金属外壳反射着刺眼的光，声音带着尖锐的质疑：“据史料记载，许世昌先生当年并未公开澄清红船事件，既然他是无辜的，为何选择沉默？是心虚，还是另有隐情？”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皱起眉头，前排一位戴老花镜的老者忍不住咳嗽两声，试图平息议论。许峰握紧了相册，指腹摩挲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边缘有些翘起，能摸到背后泛黄的相纸。喉咙像被堵住一般发紧，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薄荷糖——这是父亲生前常备的，说“紧张时含一颗，能压惊”。就在这时，周老先生颤巍巍地走上台，手里捧着个蓝色封皮的本子，封面上印着“许仲年手记”，边角已经磨圆，书脊处用牛皮纸粘过，他走得急，拐杖在甲板上敲出笃笃的声响：“这是许仲年的忏悔录，第37页写着答案，他临终前特意标了红圈，说总有一天要公之于众，不然闭不上眼。”

工作人员接过忏悔录，小心地翻开，投影在大屏幕上。泛黄的纸页上，许仲年的字迹扭曲而潦草，墨水有些晕开，能看出笔尖划过纸面时的用力。“英资握有敬鸿留学合同，言明若许世昌敢声张红船真相，便立即取消其学籍，且永不许返港，让他在异国流浪，打零工都找不到地方。长兄一生最重子女教育，视敬鸿为掌上明珠，书房里至今摆着他小时候的奖状，此乃其软肋，他绝不会拿儿子的前途冒险……”

与此同时，香江的许家老宅，许峰正在父亲的书房翻找。红木书柜上摆着父亲收藏的砚台，其中一方端砚的砚池里，还留着半池干涸的墨，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块块褪色的补丁。按照周老先生提供的线索，他在书柜最底层找到了个上了锁的铁盒，盒面生了层薄锈，上面刻着个“敬”字，笔画里卡着细小的灰尘。钥匙是父亲临终前交给他的，那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手指肿得发亮，却死死攥着钥匙，直到塞进他手里才松开，眼神示意“等你真正理解许家时再打开”，那天父亲的床头，还摆着一碗没喝完的白粥。

铁盒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份泛黄的留学合同和几张被篡改的成绩单，上面铺着块褪色的蓝布，摸起来像粗麻布。合同上的条款触目惊心，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写着：“许敬鸿赴英留学期间，需定期向英资财团汇报香港经济动态，每月不得少于三次，内容需详实，包括码头货物吞吐量、银行利率波动；若违反任何条款，立即终止学业并追究其家族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冻结许家资产、收回名下房产。”成绩单上的“A”被改成了“C”，墨迹与原笔迹明显不同，边缘还留着涂改液的痕迹，旁边有英资负责人的签名——与红船事件中许仲年的联络人姓名一致，都是“John Smith”，签名旁边还画了个潦草的对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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