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红船电台展览开幕,苏州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像给河面蒙了层白纱,远处的桥影在雾中若隐若现。修缮一新的无线电室里,老式电台的铜旋钮擦得发亮,反射着展厅的灯光,加密电报和泛黄的日志整齐陈列在玻璃展柜里,旁边摆着台老式录音机,机身上贴着“1949年制”的标签,边缘有些磕碰的痕迹。墙上的时钟指针缓缓滑向十点,滴答声在安静的展厅里格外清晰,司徒倩特意提前检查过钟摆,确保走时精准,这让此刻的时间与1949年10月2日那个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早晨,形成奇妙的呼应,仿佛时间在这里打了个结。
司徒倩穿着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绣着浅蓝的玉兰,针脚细密,是母亲生前为她缝制的,站在展台前整理爷爷的录音带,指尖拂过磁带的外壳,带着细微的磨砂感。许峰从香江赶来,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里面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手腕上的手表,是块老式机械表,他说这是爷爷留下的。手里捧着个锦盒,紫檀木的盒面上刻着“许世昌记”四个字,边角被摩挲得光滑。里面是爷爷许世昌的日记本,最新发现的几页夹在中间,纸张边缘卷曲,带着潮湿的霉斑,字迹潦草得像是在极度焦急中写下的,笔锋都带着颤抖,可见当时心绪的慌乱。
“许先生,司徒小姐,有位老人说要见你们。”工作人员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带着点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这庄重的场合。门口站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脚还沾着点泥星,像是赶了远路。手里紧紧抱着个黑色的收音机,机身上的漆皮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金属壳,边角还磕掉了一块,露出的地方生了层薄锈。
“我是许仲年的秘书,姓周。”老人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每说一句都要顿一下,像是在回忆深处打捞往事,“这收音机里,有1949年10月2日的录音,是当年许先生兄弟争执时录下的。”他打开收音机后盖,露出里面的磁带,黑色的带面上落着层薄灰,他用袖口轻轻擦了擦,“许仲年去世前让我销毁,说‘不能让许家后人听见’,可我总觉得,该让后人知道真相,不然夜里睡不着,总梦见许先生兄弟俩在船上吵架。”
技术人员迅速连接设备,把收音机的输出线接到展厅的音响上,接线时手都有些抖。展厅里的喧嚣渐渐平息,记者们放下相机,镜头却还对着收音机,游客们停下脚步,连呼吸都放轻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那台老式收音机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期待,像是在等待一场跨越半世纪的审判,连窗外的鸟鸣都似乎静止了。
很快,收音机里传出轮船引擎的轰鸣,混杂着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还有隐约的风声,接着是许仲年阴狠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股狠劲:“哥,这名单换都换了,你还想怎么样?英资那边已经打点好,只要这批人不能回内地,断了他们的念想,咱们许家就能拿到码头的经营权,到时候整个香江的货都得经咱们的手!连英国人都得给咱们几分面子!”
“你疯了!”许世昌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还能听到他攥紧拳头的咯吱声,“那些都是想回家建设的读书人,有工程师,有老师,还有医生,你用他们的命运换利益,晚上睡得着觉吗?就不怕祖宗在地下骂你?将来怎么面对子孙?”
“利益?”许仲年冷笑,笑声里带着股嘲讽,回音在船舱里荡开,“当年爹就是太固执,放着英资的好处不要,守着那点可怜的骨气,才让许家差点破产!我这是为了家族!为了让许家在香江站稳脚跟!你以为你那点正义能当饭吃?”
“为了家族就该做伤天害理的事?”许世昌的声音拔高,带着痛心,还有瓷器被碰倒的轻响,“我已经把真名单藏在电台室的地板下,第三块木板下面,用红布包着,等靠岸就交给内地同志!你拦不住的!”
“你敢!”许仲年的声音变得尖利,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来人,把大少爷锁进船舱!没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谁敢违抗,就扔去喂鱼!”
接着是桌椅倒地的声响、瓷器破碎的脆响、挣扎的喘息和撕扯声,还有许世昌的怒吼“你会遭报应的”,最后归于一片沉寂,只剩下引擎的轰鸣还在持续。展厅里鸦雀无声,连掉根针都能听见,只有老式收音机还在发出轻微的电流声,滋滋的,像在为那段被尘封的手足相残,轻轻呜咽,又像在诉说着未尽的悲凉。
许峰的手指紧紧攥着爷爷的日记本,指节泛白,连指腹都掐出了红痕,纸张被捏得发皱。最新发现的那几页,正是1949年10月2日写的:“仲年锁我于舱中,竟为英资私利,罔顾人命。红船所载,非仅乘客,更是家国未来,吾弟此举,无异于自断根脉,他日必遭反噬……”字迹被泪水晕开,模糊了最后几个字,只能隐约看出“悔未能……护众人周全”的痕迹,墨迹在纸页上洇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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