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江医院里,消毒水气味里混着淡淡的茉莉香,是司徒倩从病房外的花坛里摘来的,插在个玻璃药瓶里,摆在许峰床头。
那药瓶原是装葡萄糖注射液的,她特意用洗洁精洗了三遍,瓶口还系着段红绳——是从自己的头绳上拆下来的,上面打了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
许峰醒来时,左臂的绷带刚被护士换过,白色的纱布上渗着暗红的血渍,像朵开败的山茶花,边缘的胶布粘住了几根汗毛,轻轻一动就扯得生疼,额头上还沁出层细汗。
司徒倩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攥着的账册副本边角被火焰熏得发脆,她用透明胶带细细粘了三层,连最细微的裂口都没放过,胶带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映得她眼下的青黑更明显了。
她的呼吸很轻,睫毛上还沾着点码头的细沙,显然是熬了半宿没合眼。
“醒了?”陈宇提着个保温桶走进来,脚步放得极轻,桶身上印着“元朗茶餐厅”的红字,边角磕掉了块漆,露出里面的白铁皮。
“李婆婆凌晨四点就起来熬了粥,说你受了伤,得吃点软和的。她特意多加了姜丝,说去去寒气。”
他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揭开盖子时,热气“腾”地冒出来,带着鱼片和猪皮的鲜。粥里的葱花切得细碎,虾干和花生泡得发胀,浮在米浆里晃晃悠悠。
许峰刚要伸手去接勺子,陈宇按住他的肩膀,掌心带着淡淡的烟草味——是那种“红双喜”的味道,他总说这烟劲儿足,扛货时抽一根能顶半天。“躺着吧,我喂你。”
他舀起一勺粥,在嘴边吹了又吹,才小心地递到许峰嘴边,粥里的姜丝切得像发丝,辣得恰到好处,顺着喉咙滑下去,暖得人胃里发颤。
床头柜上的报纸被穿堂风掀得“哗啦”响,是今早的《东方日报》,头版的照片正是昨夜码头的对峙——许峰被凶徒围在中间,手里高高举着那个黑色录音机,背景是黑漆漆的集装箱和远处的灯塔,灯光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像把出鞘的剑。
而且,特别是标题用加粗的宋体写着:“许氏继承人反戈,英资黑幕初现”,旁边配着行小字:“廉政公署已介入调查,涉案人员名单将陆续公布”。
而报纸边缘被茶水浸得发皱,右下角还沾着点酱油渍,显然是陈宇看时就着肠粉吃的,连折痕都磨得发亮,怕是翻了不下十遍。
司徒倩被报纸声惊醒,揉了揉眼睛,眼里还带着惺忪的红,像受惊的兔子。“阿峰,你感觉怎么样?”
她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指尖的温度让许峰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也是这样用手试他的体温,然后端来加了姜的红糖水,搪瓷碗边还沾着糖渣,说“发点汗就好了”。
他忽然想起那半块梅花玉佩,心猛地一紧,喉结动了动才问:“玉佩还在吗?”
“在呢。”司徒倩从口袋里摸出来,玉佩被她用红绳系着,牢牢挂在脖子上,贴着心口的位置,绳子上还打了个平安结——是她昨晚在码头借着路灯光编的,手指被麻绳勒出了红印。
“我哥说,这是许伯伯当年送给他的,说‘以后若有难处,凭这玉佩找许家’。”她把玉佩放在许峰手心,玉面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像一股暖流,慢慢淌进心里,抚平了刚才的慌乱。
这个玉佩背面的刻痕硌着掌心,是母亲生前常摩挲的地方,那些细密的纹路里,仿佛还藏着她的体温。
当护士来换输液瓶时,手里拿着个铁夹子,上面夹着输液单,笔尖在单子上划着,闲聊着说:“昨夜有位先生来缴医药费,说是你的远房亲戚,留了个铜烟盒当凭证。他穿件深蓝色卡其布褂子,袖口磨破了边,说话带着点广州口音,说等你醒了再过来。”
她转身从护士站拿来烟盒,黄铜的表面刻着个“忠”字,笔画深得能卡进指甲,边角被磨得发亮,像块温润的玉,合页处还缠着圈细铁丝,显然是修过好几次的。
司徒倩接过烟盒,指尖刚触到表面就僵住了——这烟盒她在父亲的旧照片里见过,照片放在家里的相框里,边角都卷了毛边,照片上父亲穿着的确良衬衫,手里就拿着个一模一样的烟盒,站在深圳河的桥头,背景里还能看见“友谊万岁”的红色标语牌,风吹得标语哗哗响。
“这是我爸的烟盒。”司徒倩的声音有些发颤,手指都在抖,她拧开烟盒的盖子,“咔哒”一声轻响,里面没有烟丝,只有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被压得像块薄饼。
“我妈说,当年我爸在沙头角码头当搬运工,许伯伯常去看他,两人就用这烟盒交换消息。有次我爸发烧到39度,还是许伯伯托人把药放在烟盒里带过来的,那时候过关查得严,药片都裹在油纸里。”
在纸条展开后,是用毛笔写的码头排班表,宣纸有些发黄,边缘起了毛,墨迹却很清晰,日期正是1975年,旁边用红笔标注着“英资货柜,午夜三点靠岸,货名:机械零件(内装瓷器)”,那红笔的颜色有点发暗,像是用胭脂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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