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码头仓库的铁门被风撞得“哐当”作响,铁锈簌簌落在许峰的风衣上,像撒了把碎铁屑,在深灰色的衣料上格外显眼。
他举着手电筒扫过堆成山的集装箱,箱身印着褪色的船运公司标志,有的还贴着泛黄的报关单残片。
这手电光束劈开弥漫的尘埃,在空气中划出一道亮线,照见司徒倩蹲在角落,指尖正拂过个褪色的木箱——木箱是深棕色的,上面印着模糊的“易碎”标识,边角磕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实木纹路。
罗彪逃跑时太匆忙,箱子锁扣没扣紧,露出里面泛黄的纸页,边缘还沾着干涸的油渍,散发着股陈年的机油味,混着仓库里特有的霉味,呛得人鼻腔发涩。
“找到了。”司徒倩的声音带着回音,在空旷的仓库里荡开,与铁皮屋顶的滴水声交织在一起。
然而,手电光晃过她的脸,能看见鼻尖沾着的灰,像小时候在重庆大厦的楼道里玩捉迷藏,满头大汗跑出来的样子,额前的碎发也被汗水黏在皮肤上,几缕发丝缠着眉梢。
许峰走过去蹲在她身边,闻到她发间混着码头的鱼腥味和淡淡的茉莉香——是他上周给她买的洗发水,玻璃瓶的,上面画着朵白茉莉,摆在重庆大厦的杂货铺里,老板娘说“这是新到的货,香江小姐都爱用”。
司徒倩当时拧开盖子闻了闻,说“上海的桂花味太淡,还是香江的茉莉好闻,洗完头发三天都香”,现在这香气混着仓库的浊气,倒成了一种奇异的气味。
而且,这木箱里码着厚厚的账本,牛皮封面印着“许氏地产——码头货运明细”,字迹是许振海的,带着他标志性的歪勾,和许峰小时候看他签支票时的笔迹一模一样,连最后一笔的收尾都透着股潦草的傲慢。
许峰记得十岁那年,许振海给他签生日贺卡,“健康成长”四个字写得东倒西歪,唯独那个“长”字的勾,歪得和账本上的如出一辙。
“1985年3月,走私电子表五十箱,收货方:旺角陈记,利润分成3:7,已结清”“1986年7月,钢材挪用至深圳蛇口,经手人:罗彪,差价计入‘损耗’,财务账已平”……每一笔都用红笔标着数字,末尾画着个潦草的“√”,像在嘲笑法律的空子,又像在给自己的罪行打勾确认。
在最底下那本的封面沾着块暗红色的污渍,看着像干涸的血,许峰用指尖碰了碰,硬邦邦的,不知是哪年留下的。
“这些足够让他把牢底坐穿。”许峰抽出最上面的账本,纸页脆得像枯叶,稍微用力就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随时会碎掉。
他想起父亲生前总说“纸包不住火,黑账记得再密,也有见光的那天”,现在果然应验了。
“但罗彪跑不远,码头的蛇头都认识他,他欠了‘义联帮’三个月的赌债,上次被追着打断了肋骨,没人会帮他。我已经让陈宇盯着轮渡站了,每个出口都安排了人,连货运通道都嘱咐了门卫,他插翅难飞。”
他的指尖划过“深圳蛇口”几个字,墨迹已经发暗,忽然想起1984年陪父亲去蛇口考察,那时的工业区还只有铁皮厂房,土路被卡车碾得坑坑洼洼,风一吹就漫天黄沙。
当许峰想到那个时候,自己的父亲站在那些尘土里画面,指着远处的吊塔说“这里以后会比香江还热闹”,现在看来,热闹里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交易,连空气里都飘着铜臭,让人喘不过气。
这一刻,司徒倩的手电光忽然定在箱底,喉咙里发出声轻响,像被什么东西噎了一下。
许峰凑过去,看见她捏着张黑白照片,边缘已经卷了毛边,有的地方还粘着点纸屑,应该是从旧相册里撕下来的。
上面是两个年轻男人的合影——左边的穿着的确良衬衫,天蓝色的,领口别着个小小的徽章。
许峰认得那是广州粤剧团的团徽,照片中有司徒倩的父亲——司徒志强;这脸上的表情却是笑得露出满口白牙,眉眼间有司徒倩的影子,尤其是那双眼睛,亮得像星星,眼角微微上挑,生气时会眯成条缝。
在右边的有个穿着西装,灰色的,袖口沾着点白灰,头发梳得油亮,抹了发胶,正是三十岁出头的许振海,那时他还没发福,颧骨很高,手臂搭在司徒志强肩上,姿态熟稔得像亲兄弟。
两人身后是艘停泊的货轮,船身上的“广州”二字依稀可见,甲板上堆着几个大麻袋,印着“香蕉”的字样,看着和司徒倩说的装头面的箱子很像。
“背面有字。”司徒倩的指尖发颤,把照片翻过来,指腹不小心蹭掉了点纸渣,飘落在账本上。
在泛黄的相纸上,用蓝黑墨水写着“1965年冬,合作愉快”,字迹与账本上的歪勾如出一辙,连那个“愉”字的竖钩都歪得恰到好处。
1965年——那时司徒倩还没出生,父亲应该还在广州的粤剧团,唱武生,红得发紫,街坊们都说“志强一登台,台下的姑娘们眼睛都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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