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皓的身影,从这“书页”天幕的深处,一步步“走”了出来。他这次的装扮,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截然不同,透着一股刻意营造的、近乎刻板的“文气”。他头戴一顶样式庄重甚至有些拘谨的黑色方巾,身穿一件颜色暗沉(近乎深青)、剪裁一丝不苟、毫无装饰的儒生长袍,外罩一件同色对襟比甲。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平静得近乎空洞,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双手拢在袖中,身姿笔挺,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尊刚从某个严肃祠堂或官衙中走出来的、没有生命的泥塑木雕。
他停下脚步,目光缓缓扫过天幕之外,那无数因这异常开场而惊疑不定的面孔,尤其是那些正在书房、学堂、藏书楼中的人们。他开口了,声音没有波澜,没有情绪,平直、清晰、冷硬,如同在宣读一份枯燥的公文,又像是在进行某种机械的宣告。
“今日,不谈风月,不论灾异,不涉**。”他的开场白直接剔除了所有可能的“趣味”,“只陈述一桩事实,一桩关于‘书’的事实。一桩发生在距今不远不近的朝代,一场以‘修书’为名,行‘毁书’之实,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堪称华夏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文化劫难。”
他顿了顿,那平直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这个朝代,是清朝。那位主导这一切的皇帝,是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而那项被冠以煌煌之名、汇聚天下典籍的宏大工程,叫做——《四库全书》。”
【清朝,乾隆年间,北京紫禁城文华殿或武英殿。正在亲自过问《四库全书》编纂进展、或正在欣赏新呈进善本的乾隆皇帝弘历,天空的异响、字迹的异变与气味,让他眉头微蹙。而当林皓那冰冷平直的声音,毫无缓冲地直接点出他的名号、年号,以及“修书”、“毁书”、“文化劫难”这些极其刺耳的词汇时,乾隆脸上的从容与矜贵瞬间凝固了。他握着朱笔的手停在半空,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深邃的眼眸中骤然掀起惊涛骇浪,但那惊怒只持续了一瞬,便被他强行压了下去,化为一种极度冰寒的阴沉。他缓缓放下笔,没有看身边同样吓得魂不附体的和珅、纪昀等人,只是死死盯着那片如同陈旧书卷般的天幕,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妖……妄……”但他没有立刻发作,他在听,他要听这天幕究竟敢说到什么程度。殿内侍立的编纂官员、太监,无不噤若寒蝉,冷汗浸透了内衫。】
【其他朝代,尤其是文化昌盛、重视典籍的朝代,人们的心也提了起来。“修书毁书?”“文化劫难?”“乾隆……《四库全书》?”许多博闻强识的学者、藏书家隐隐感到不安。】
林皓对乾隆的震怒与各处的惊疑恍若未觉,他继续用那宣读公文般的语调陈述,仿佛在念一份冰冷的判决书:“乾隆皇帝下旨编纂《四库全书》,宣称要‘稽古右文’,‘汇千古之篇章,备一时之检阅’,搜罗天下遗书,编纂一部旷古未有的巨型丛书。表面上看,这确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举。天下读书人、藏书家,积极响应,进献书籍者,络绎于途。”
他的语气没有丝毫褒扬,反而更显冷峻。“然而,在这冠冕堂皇的旗号之下,隐藏着另一套严密、冷酷、且被严格执行的运作逻辑。这套逻辑的核心,不是保存,而是筛选;不是弘扬,而是禁锢;不是‘全书’,而是‘钦定’。”
“所有征集来的书籍,首先要经过层层审查。”林皓如同一个无情的解说员,“审查的标准,并非仅仅是文字错漏或版本优劣。首要的、也是最严厉的标准,是‘政治正确’。凡书中内容,涉及‘违碍’、‘悖逆’、‘诋毁’本朝或前朝(尤其是涉及满清先祖及明清易代)、‘夷夏之辨’、‘华夷之防’,乃至仅仅是抒发故国之思、暗含讥讽、或不符合清朝官方意识形态(尤其是程朱理学正统)的书籍,一律被列入‘禁毁’名单。”
天幕那陈旧书页般的背景上,开始浮现出一行行简略却触目惊心的字样:“违碍”、“悖逆”、“诋毁”、“夷夏”、“禁毁”……这些词汇如同烧红的烙铁,印在“纸”上。
“列入禁毁名单的书籍,命运如何?”林皓自问自答,声音依旧平直,却带着无形的压力,“少量被认为‘罪大恶极’的,其书版被当场劈毁、焚烧;其作者、刻印者、乃至收藏者,可能被追究罪责,轻则革职、流放,重则抄家、杀头。而更多的,则是被‘抽毁’、‘删改’、‘全毁’。所谓‘抽毁’,是将书中‘违碍’的部分页面直接撕去、销毁;‘删改’,是强行篡改原文,涂抹、挖补,使其变得‘无害’;‘全毁’,则是整部书籍被秘密或公开地焚毁,从物理上使其消失。”
“根据后世不完全统计,”林皓报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从他口中吐出,轻描淡写,却重逾千钧,“在整个《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以各种形式被销毁的书籍,总数达到——七十一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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