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辉被查是爆炸性的,但毕竟有规有矩可循;钱雨峰的死,则像是一滴冷水滴进了滚烫的油锅,瞬间炸开了无数不可控的油花。
总会的纪检组驻留在省局,调查工作自然在继续。但正如预料的那样,调查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或者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僵局。
核心人物廖辉,面对纪检人员的问询,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定力”。他几乎不回答任何实质性问题,对于关键环节,要么推说年代久远记不清,要么就干脆闭目养神。
经验丰富的纪检人员看得出来,这不是简单的负隅顽抗,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沉默。他在观望,在等待。等待什么?也许是外面还有人能为他活动,也许是判断这阵风头的强弱,或许,他坚信只要咬紧牙关,就能熬过去。
这种沉默,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很多线索无法闭环,证据链难以形成。
另一方面,纪检组约谈其他与廖辉、钱雨峰有过工作交集的处长、副处长们时,却遇到了另一种“配合”。这些干部,哪个不是人精中的人精?廖辉倒台,钱雨峰暴亡,风向已经再明确不过。此时不撇清关系,更待何时?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私下里流传:把问题往钱雨峰身上推。
毕竟,死人是不会开口辩解的。
于是,在纪检组的谈话室里,出现了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当被问及某些存有疑点的项目审批、机构改革中的具体操作,或是某些农商行资产处置的细节时,不少被谈话的干部都会露出沉痛或懊恼的表情,然后以一种“恍然大悟”或“被蒙蔽”的语气说道:
“领导,这件事,当时主要是钱雨峰副处长具体负责协调的,他跟我们说是廖局的意思,而且方案做得看起来很完善,我们也就按程序走了……”
“这个环节啊,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问题,但当时钱处态度很坚决,说是时间紧任务重,特事特办,我们基层执行的,也不好过多质疑上级业务处室的决定……”
“廖局可能也是被下面人蒙蔽了?钱雨峰同志能力是强的,就是有时候办事比较……比较有‘闯劲’,有些细节汇报可能不够充分。”
诸如此类的话,层出不穷。仿佛廖辉只是被架空了的领导,而钱雨峰才是那个瞒天过海、一手遮天的“操盘手”。
所有的纰漏、所有的不合规,甚至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其主要责任都能归结到那个已经无法开口的副处长身上。
这种局面,让负责具体谈话的纪检组工作人员感到头疼不已。他们当然清楚,这很可能是一种丢车保帅、金蝉脱壳的把戏。
但问题在于,钱雨峰死了,很多指向他的线索确实难以深入核实,而活着的廖辉又一言不发。调查似乎进入了一条死胡同,被引导向一个无法继续深挖的“终点”。
每天谈话收获颇“丰”,但仔细一看,都是一些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糊涂账”,真正有价值的、能撬开廖辉嘴巴的硬核证据,少之又少。
更让纪检组有些被动的是,这种频繁的、范围不小的约谈,虽然符合办案程序,但在当前省局极度敏感和脆弱的气氛下,其副作用开始显现。
今天这个处长被叫去谈话半天,明天那个分局长被请去了解情况。每次有人被纪检组叫走,其所在的处室或分局就会弥漫开一种低气压。同事们表面上不动声色,私下里却难免议论纷纷:“谁谁又被叫去了,是不是也牵扯进去了?”“看来问题不小啊,调查范围在扩大。”
被谈话的人回来后,往往也心神不宁,无法立刻投入工作。有的担心自己是不是哪里说错了话,有的则要花时间琢磨下次谈话该如何应对。
整个省局的正常工作节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一些需要处室负责人拍板、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工作,因为关键人物不时被叫去谈话而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这种“人心惶惶、工作受损”的状况,最先感受到压力,也最为焦虑的,就是一把手钟秋雨。
他的办公室里,那份试图稳定大局的讲话稿墨迹未干,钱雨峰的死亡就给了他一记闷棍。现在,纪检组看似敬业、实则有些“扰民”的调查方式,更让他感到一股无名火起,却又无处发泄。
钟秋雨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窗外是省城繁华的街景,但他的心情却一片阴郁。
秘书送来的文件堆积如山,很多都需要他尽快批示,但他却难以集中精神。
他来江林,是带着使命来的。上面的老领导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这个东北农业大省、制造业重镇,切实推动一些机构改革,整顿一下金融市场秩序,做出点实实在在的政绩。
他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廖辉的问题,他早有耳闻,也预料到可能会出事,但他以为这正好是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借机整肃队伍,扫清障碍。
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廖辉沉默对抗,钱雨峰莫名死亡,调查陷入僵局,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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