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初的广州,国民党秘密情报组组织科的办公室里,晨光透过百叶窗,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上投下细碎的光影。
陈默刚到工位,老曾科长就拿着一叠泛黄的刊物走过来,将其重重放在他桌上,语气严肃:“陈中尉,这是戴先生亲自交代的任务。
整理军校近期流传的进步刊物,标注其中的‘激进言论’,重点关注‘联俄联共’‘工农运动’相关内容,明天早上就要报告。”
陈默低头看向桌上的刊物,封面上印着《革命青年》《农民运动浅论》《北伐先锋》等标题,纸张粗糙,油墨味还未完全散去。
这些都是军校进步学员私下传阅的刊物,里面刊登的大多是革命理论文章,也是情报组重点监控的“敏感内容”。
这是他加入情报组后的首个正式任务,既要符合要求,又要暗中保护,每一步都得如履薄冰。
“明白,曾科长,我一定认真整理。”
陈默起身接过刊物,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心里已经有了计划——表面按情报组的标准标注“激进言论”,实则筛选核心革命思想记在心里,同时在报告中淡化其影响力,让情报组认为这些言论“传播范围小,无实质威胁”。
老曾点点头,又叮嘱道:“别马虎!戴先生最近对军校的进步思想盯得紧,要是漏标了重要内容,咱们都担不起责任。尤其是《农民运动浅论》,里面据说有‘煽动农民反抗地主’的言论,重点查!”
“是!”陈默应道,等老郑走后,他立刻关上门,将刊物摊开在桌上,拿出一支红笔、一支铅笔,还有一本空白的笔记本。
红笔用于标注“激进言论”,铅笔用于记录核心革命思想,笔记本则是给情报组看的“表面报告”。
他先翻开《革命青年》,第一篇文章就是《论联合战线的重要性》,里面写着:“革命事业非一人之力可成,需联合工人、农民、进步学生,乃至一切反对军阀的力量,方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
按情报组的标准,“联合工农”“反对军阀”绝对是激进言论。
陈默拿起红笔,却没有直接标“激进”,而是在旁边写了“疑似激进:强调联合群众,未明确提及共党”——既标注了“异常”,又淡化了“激进程度”,避免被认定为“共党言论”。同时,他用铅笔在心里默记:“联合工农是革命核心,需传递组织,强调群众基础的重要性。”
接着翻到《农民运动浅论》,里面有一段话:“农民占中国人口八成,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发动农民,让其挣脱地主压迫,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力量。”
老曾特意强调的就是这段。陈默拿起红笔,犹豫了一下,写下“激进言论:煽动农民反抗地主,需关注传播范围”——“煽动”二字是情报组的常用词,必须写上,但他故意没加“严重”“危险”等定性词汇,为后续报告淡化做铺垫。
他继续翻看,发现大部分刊物的内容都是革命理论探讨,只有少数几篇提到“联俄联共”。比如《北伐先锋》里的《论北伐与俄援》,写着:“苏联的援助为北伐提供了武器与指导,与苏联合作,是完成北伐大业的关键。”
陈默用红笔标上“敏感言论:提及苏援,未明确支持联共”,同时用铅笔轻划“苏援对北伐的重要性,需确认组织是否掌握相关情报”。
整理到一半,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周凯探进头来,笑着说:“陈中尉,忙着呢?戴先生交代的任务不好做吧?我刚才路过宣传科,听苏中尉说,她也帮着整理了几份外文刊物,里面也有不少‘敏感内容’。”
陈默心里一紧,快速合上铅笔记录的笔记本,拿起红笔标注的刊物,语气平淡:“还行,就是内容有点多,得慢慢看。苏中尉是文职,整理外文刊物是她的工作,跟我这不一样。”
周凯走进来,凑到桌前,目光扫过刊物上的红笔标注,故意指着《农民运动浅论》问:“这篇我听说了,里面说‘农民是主力军’,这不就是共党的调调吗?你怎么只标了‘激进’,没标‘共党嫌疑’?”
“没证据不能乱标。”
陈默拿起刊物,翻到相关页面,“里面只说农民是主力军,没提共党,按纪律,得有明确证据才能标‘共党嫌疑’。周兄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自己去跟戴先生说。”
周凯碰了个软钉子,脸色有些尴尬,又说:“我就是随口问问。对了,你整理的时候注意点,林薇昨天整理的刊物,因为漏标了一句‘反对蒋校长’,被戴先生骂了一顿,你可得小心。”
“知道了,谢谢周兄提醒。”
陈默敷衍道,心里却清楚——周凯是来监视他的,看他是否按“最高标准”标注,是否有“包庇”嫌疑。
他故意拿起红笔,在之前标注的“疑似激进”旁加了“需进一步核查传播人群”,装作“被提醒后更加谨慎”的样子,让周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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