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中旬的上海,梅雨季节的湿气裹着咸腥的海风,黏腻地贴在人身上。
陈默穿着一身藏青色长衫,戴着顶黑色礼帽,手里提着个装着账本的皮箱,站在法租界外滩的码头边,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往来的人群,实则紧紧锁定着不远处那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他的任务目标,疑似日伪探子的商人佐藤。
新人培训刚结束,陈默就接到了情报组的第二个任务,由特务科李科长直接下达:“跟踪佐藤,记录其每日行踪、接触人员、交易内容,不得暴露身份,三日后提交报告。”
出发前,老曾科长特意提醒他:“这任务看似简单,实则是戴先生对你的二次考验,不仅要完成跟踪,还要注意身后——有人会盯着你,看你是不是‘听话’,有没有‘小动作’。”
陈默心里清楚,所谓的“盯着”,就是情报组派来的监视线人,测试他的忠诚度与执行力。
他必须把握好分寸:既要精准完成跟踪任务,又不能暴露自己在苏联特训时练就的反侦察能力,更不能让监视线人抓住任何“可疑”把柄。
佐藤提着一个黑色皮箱,慢悠悠地走上码头,与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碰了面。
两人在码头的茶摊坐下,低声交谈着什么,时不时用眼神示意对方。
陈默假装在旁边的杂货铺买烟,耳朵却敏锐地捕捉着他们的对话——日语夹杂着中文,隐约能听到“军火”“码头仓库”“三天后”等字眼。
他没有靠得太近,而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跟踪路线,慢慢往后退,绕到茶摊对面的巷子口。
这条路线是他昨晚反复研究地图定下的,避开了外滩的繁华路段和租界巡捕房的卡点,既能清楚观察佐藤的动向,又能随时隐藏自己,还能巧妙避开监视线人的直接观察。
果然,当他走到巷子口时,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穿短衫的男人正靠在电线杆上,假装看报纸,目光却时不时瞟向茶摊——正是监视线人。
陈默心里冷笑,面上却装作毫不知情,继续往前走,在巷子深处的拐角处停下,从皮箱里拿出一个小巧的笔记本,快速记下:“上午9时,佐藤与中山装男子在码头茶摊会面,提及‘军火’‘码头仓库’‘三天后’,男子左手戴金表,无名指有戒痕。”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重新回到巷口,刚好看到佐藤和中山装男子分开,佐藤提着皮箱,往法租界的洋行方向走去。
陈默没有立刻跟上,而是等了两分钟,确认监视线人也跟上去后,才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他要保持距离,既不让佐藤察觉,也不让监视线人觉得他“过于急切”。
跟踪途中,佐藤几次故意绕路,在繁华的南京路拐进小巷,又从另一条街道穿出,显然是在试探是否有人跟踪。
陈默按照“普通跟踪员”的水准,故意在小巷口停顿了几秒,假装“差点跟丢”,然后加快脚步追上,刚好看到佐藤走进一家名为“大和洋行”的建筑——这是日本人在上海的秘密据点,也是情报组重点监控的目标。
他没有靠近洋行,而是走到对面的咖啡馆,点了一杯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
透过玻璃窗,他能清楚看到洋行门口的动静,同时也能观察到监视线人正坐在咖啡馆的另一角,假装喝咖啡,实则盯着他。
陈默端起咖啡,慢慢喝着,心里却在快速分析:佐藤去大和洋行,大概率是交接军火;三天后的交易地点在码头仓库,需要提前通知组织,让上海地下党做好准备,拦截这批军火。但他不能直接联系组织,必须等任务结束后,通过加密暗语传递消息。
下午3时,佐藤从洋行出来,手里的皮箱不见了,换成了一个信封。
他没有回酒店,而是去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公馆,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西装的保镖,一看就是军阀的私人据点。
陈默在公馆对面的树后停下,假装系鞋带,快速记下公馆的门牌号和保镖的特征——黑色西装、左耳戴耳钉、腰间有枪套。
这时,监视线人突然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随意:“兄弟,看什么呢?这地方可不是普通人能靠近的。”
陈默心里一紧,表面却装作惊讶:“没什么,路过,鞋带松了。这人是谁啊?排场这么大。”
“不清楚,估计是哪个军阀的人。”
监视线人笑了笑,眼神却带着审视,“你跟踪的目标进去多久了?没暴露吧?”
“刚进去十分钟,我离得远,应该没暴露。”
陈默语气平淡,指了指对面的公馆,“要不要进去看看?”
“不用,按规矩来,别打草惊蛇。”
监视线人摆摆手,转身走了——他只是试探陈默是否会擅自行动,见陈默“听话”,便放心离开。
陈默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松了口气——监视线人的试探很隐蔽,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自己的警惕性。
他继续留在树后,直到下午5时,佐藤才从公馆出来,手里的信封不见了,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坐车回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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