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白炽灯悬在头顶,光线冷得像块冰,把陈默的影子钉在斑驳的墙面上。
他坐在硬木椅上,双手自然交叠搁在膝头,笔挺的中山装领口没松半分——即便面对审查小组3名成员的轮番盘问,这身行头仍保持着情报科科长该有的体面。
“陈科长,这份举报材料你再看看。”
刘琼组长推过来一叠泛黄的纸页,指尖在“与共党分子秘密接触”那行字上顿了顿,“举报人说,上月13号晚八点,你在静安寺路的咖啡馆见了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可有此事?”
陈默扫过纸上字迹,笔尖的力道不均,末尾并没有落款。
他抬眼时,目光平静得没有波澜:“刘组长,上月13号是礼拜二,我在科里加班整理江浙工运的月报,直到十点半才离开。档案室的老王、收发室的小赵,还有值班的警卫都能作证。”
“加班?”坐在刘琼左手边的年轻科员突然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质疑,“可举报人称,有人看见你从咖啡馆出来时,手里拎着个牛皮纸包,说是给共党送的情报。”
陈默喉结动了动,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他清楚,这种匿名举报最是棘手,没有明确证人,却字字戳在要害上——秘密情报组里,“通共”两个字足以让任何人万劫不复。
他没有急着辩解,反而往前倾了倾身:“李科员,你说的牛皮纸包,我确实拎过。那天加班结束,路过街角的点心铺,给科里同事带了些杏仁酥,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分着吃了,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文书组的小周,她最爱吃那家的点心。”
刘琼指尖在桌沿敲了敲,目光落在陈默递来的档案袋上。
袋里装的是,他从入职到现在的所有记录:
民国十三年在黄埔军校特训班的优异成绩、民国十四年破获上海日谍电台的嘉奖令、民国十五年带队捣毁共党地下印刷点的详细报告……
每一页都盖着鲜红的印章,边角被翻得有些发毛,却整整齐齐码在袋里,像陈默这个人一样,透着股一丝不苟的严谨。
“这些档案,我们已经核对过了。”刘琼的声音比刚才缓和了些,“你在上海的两年,经手的情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去年还因为截获日军‘清乡’计划,救了咱们两个潜伏在苏州的兄弟。”
他顿了顿,话锋又转,“可举报信里提到的那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我们查了,确实是共党上海工委的联络员,叫方明。你真的不认识他?”
陈默的指尖微微收紧,掌心沁出一层薄汗。
方明这个名字,他当然熟悉——三个月前,他还乔装成绸缎庄的伙计,跟方明在城隍庙的茶馆里接过头。那是戴笠亲自布置的任务,让他假意投靠共党,摸清对方的情报网络。可这事属于最高机密,除了戴笠,没人知道。
“刘组长,”
陈默的声音稳得像块磐石,“我在秘密情报组待了四年多,打交道的共党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要是单凭穿灰布长衫,就能认定我认识他,那上海街头一半的男人,都该被请进这审讯室了。”他抬眼看向刘琼,目光里带着几分恳切,“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陈默是什么人,您心里清楚。我要是真通共,何必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在日谍和共党之间周旋?”
刘琼沉默了。他跟陈默共事多年,知道这个年轻人做事沉稳,心思缜密,去年破获日谍电台时,陈默为了拿到密码本,在垃圾桶里蹲了整整3天,差点被巡逻的日军当成乞丐抓走。这样的人,要说他通共,刘琼心里第一个不信。
可举报信说得有鼻子有眼,连陈默那天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写得清清楚楚,不像是凭空捏造。
他皱着眉,把档案袋里的一份文件抽出来——那是陈默上个月的工作记录,上面详细记载了每天的行程、接触的人员、处理的情报。刘琼一条一条往下看,突然停在13号那页:“你说你加班到十点半,可记录上写着,你九点十分出去过一次,说是‘取文件’,半小时后才回来。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陈默心里咯噔一下,暗道对方查得仔细。
他早料到会有这么一问,脸上却不动声色:“那天整理月报时,发现少了一份民国十五年的工运数据,我去档案室找老王要。可老王说那份档案被借走了,我又去资料室查借阅记录,来回折腾了半小时。不信你可以去问老王,他那天还跟我抱怨,说有人借了档案不还。”
刘琼没说话,转头看向身边的记录员。记录员立刻点头:“我们问过王档案员了,他说上月13号晚上,陈科长确实去找过他,还帮他一起找了会儿档案。”
审讯室里静了下来,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敲得人心头发紧。
刘琼把举报信和陈默的档案摊在桌上,反复比对着,眉头越皱越紧。
他突然想起三天前,戴笠找他谈话时说的话:“陈默这小子,是块好料,就是太扎眼,有人想搞他,你心里要有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