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的手指在回车键上悬停了半秒,最后重重敲下。
屏幕上的黑色曲线不是攻击,是共鸣。
“北京图书大厦便签墙”这个词条的搜索量在后台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惊的垂直拉升。
阿哲调取了过去二十四小时的街面监控——这是通过几家合作商铺的安防探头借来的视角。
画面里,哪怕是在凌晨三点,那面墙前也没断过人。
图像识别算法框出了四个最早的“始作俑者”:一个背着双肩包、发际线后移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刚加完班;一个拎着买菜布兜、满头银发的退休老太;还有两个互相壮胆的大学生。
“要把名单放出去造势吗?”旁边的小助理问。
“疯了?”阿哲没抬头,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把这几个人的面部特征做了模糊化处理,“曝光就是害他们。我们要传达的不是‘谁干的’,而是‘怎么干’。”
二十分钟后,一份名为《城市微抵抗操作手册》的PDF文档,像一颗不起眼的石子,被投入了豆瓣的“社畜茶水间”小组和知乎的几个匿名话题里。
没有任何煽动性的口号,这是一份纯粹的技术文档。
第一章:选址原则——避开主干道摄像头,优选消防死角;第二章:材料学——为什么防水油性笔优于普通水笔;第三章:编码——红色代表欠薪,蓝色代表超时加班,黄色代表职场霸凌。
阿哲在文档最后只留了一行小字:“下一面墙,不需要号召。”
与此同时,顾沉舟正在书房里盯着那份《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引》的征求意见稿。
全是正确的废话。
关于最核心的“算法歧视”,草案里只有轻飘飘的一句“鼓励平台优化算法”。
顾沉舟冷笑一声,摘下眼镜擦了擦。
让劳动者去证明算法有歧视?
这跟让瞎子去画彩虹有什么区别?
代码锁在服务器里,你怎么整?
他拨通了政法大学一位老教授的电话。
“王老师,您那份关于‘数字法治’的学术倡议书,附件里能不能加一段技术性补充?”
顾沉舟发过去一段仅有三百字的文本。
核心只有一条:举证责任倒置。
凡涉及算法歧视的纠纷,平台需自证其算法逻辑中不包含年龄、性别等隐性权重,否则即视为侵权。
他没走信访,也没找媒体,而是把这段“毒药”裹在了最枯燥、最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学术倡议里。
三天后,一家法律类垂直媒体摘录了这段倡议。
紧接着,舆论的风向变了。
起草组原本准备结案,现在被迫重新审视条款的可行性——毕竟,这是学界的“中立建议”,谁敢轻易驳回?
反击是多线并行的。
李曼此时正对着电话那头咆哮,但声音压得很低,透着股狠劲:“因为看了一张传单,就罚环卫工两百块?理由是传播非法信息?”
那是沈阳分会传来的消息。
两百块,是那个大姐在雪地里扫三天大街的钱。
“行,他们要法,我就给他们法。”
李曼挂了电话,转身叫停了印刷厂的机器。
新一批的小卡片改版了。
原本印着“反击者联盟”LOGO和维权口号的正面,被全部替换成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原文。
背面不再是各种群二维码,而是一个硕大的、通往人社局官方政策库的跳转链接。
这批重达半吨的物资,当天下午就发往了全国三百个基层环卫站。
每一个包裹上,都加盖了一枚红彤彤的印章:“公共法律服务协作项目·普法资料”。
李曼把发货单拍给沈阳的那个班长,附言只有一句:“这是国家法律原文,谁敢说是非法信息,让他直接给市司法局打电话查扣。”
北京的雨是在傍晚落下来的。
陈导坐在剪辑室里,屏幕上是过去七天那面墙的延时摄影。
从第一张孤零零的黄色便签,到后来五颜六色的纸片像苔藓一样爬满墙面,再到路人驻足、拍照、上传抖音。
她没有加任何激昂的配乐,只保留了现场嘈杂的车流声和风声。
片名叫《第七日》,挂着“民间档案观察项目”的名义扔进了B站。
简介里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原始素材已建立哈希值存档,随时可供调阅。
这是一种无声的威慑:别想赖账,我们有证据。
这证据链很快就受到了挑战。
林夏接到那个匿名电话时,正站在窗前看雨。
对方声音经过了变声处理,透着股公事公办的冷漠:“今晚大厦清洗外墙,顺便加装探头。有些东西,洗洗就没了。”
林夏没说话,直接挂断。
她转头看向阿哲:“发个坐标。告诉大家,今晚有雨。”
阿哲心领神会。
一条没头没尾的推文在深夜发出:“下一场雨,会洗掉什么?”
凌晨两点,雨越下越大。
二十几个穿着雨衣的身影出现在图书大厦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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