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留了三秒,随即,唇角勾起一抹带着寒意的弧度。
这并非恐吓,而是一封战书。
对方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告诉她:我知道你在哪,我知道你的一切,收手吧,你赢不了。
她没有撕毁,也没有丢弃,而是拿出手机,对着那张A4纸和压着它的石块,冷静地拍下了一张照片。
光线、构图、角度,都带着一种冷静到极致的艺术感,仿佛在记录一件展品。
下一秒,这张照片出现在“反击者联盟”核心成员的加密频道里。
没有惊慌失措的求助,没有愤怒的咒骂,林夏只配了一行文字:
“感谢订阅我们的连续剧,后续更新会更精彩。”
近乎挑衅的回应,瞬间点燃了频道内的气氛。
“疯了!他们这是在学黑社会吗?”阿哲的头像闪动,发来一串愤怒的表情。
“不,恰恰相反,这很专业。”顾沉舟的声音冷静得像手术刀,“我查了那辆车的临时轨迹,车牌是套牌,但从行驶习惯和停留点的选择来看,是第三方顶级安保公司的风格,专门处理‘见不得光的事’。他们故意不暴露背后金主,就是要制造一种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压力,让我们自己崩溃。”他顿了顿,补充道,“他们在试探我们的底线,还没动真格。”
“真正的杀招,从来不会写在纸上。”林夏的指尖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敲击,仿佛在触摸未来的战场,“下一轮,该是银行账户的异常冻结、老家亲戚被‘约谈’,甚至是找个由头,直接刑事报案了。”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资本的手段,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旦撕破,露出的就是能将人碾碎的冰冷齿轮。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打散。”林夏发出一条指令,“从现在开始,启动‘蜂巢制’。所有人转入单线联系,每个人只掌握自己负责的局部信息和下一环节的联系人。没有中央枢纽,也就没有一锅端的可能。我们不是团队,我们是无数个独立的火种。”
命令发出,整个联盟的运作模式在几分钟内便完成了切换,从一个紧密的拳头,化作了漫天飞舞的蒲公英。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成都的李曼,收到了来自云南分会一个乡村教师的求助。
这位失业后回到家乡的老师,想在村里为那些被“福报论”洗脑、准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组织一场放映,但整个村子只有两部勉强能连上信号的智能手机,根本无法实现。
物流被查,线上被封,硬件不济。似乎是一条死路。
李曼盯着那条求助信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她那双总是带着一丝疲惫却无比坚韧的眼睛越来越亮。
她连夜推翻了所有基于视频的传播方案,设计出了一套匪夷所思的“口述影像包”。
她找人将《证词》纪录片最核心的片段,逐字逐句拆解成十段详尽的文字脚本,甚至细致到人物的表情、镜头的切换。
然后,她亲手画下了一系列简易却传神的手绘分镜图,标注出关键场景和情绪节点。
最后,将这些脚本和分镜图打印出来,装订成一本本巴掌大的、看起来像教辅资料的小册子。
“联系我们所有支教志愿者线上的朋友,”李曼在群里安排道,“把这些‘课外读物’,夹在下一批捐赠的课本和文具里,送进那些最需要它们的大山里。”
几天后,一张模糊的照片被那位乡村教师传了回来,照片上,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晒谷场上,借着月光,正投入地表演着什么。
老师的配文只有一句话:“孩子们看了册子,自己排了场话剧,演到厂长裁掉老员工那段,全场都哭了。”
李曼默默地将这张照片设为自己的群头像,在签名栏写下:“放映形式可以死,火种不能熄。”
而在另一座喧嚣的城市,郑州火车站的广场上,阿哲感觉到了芒刺在背。
两个穿着普通、眼神却异常锐利的男人,一左一右,不远不近地跟着他。
他背着那个破旧的吉他包,里面是最后一台“游击影院套装”。
阿哲没有跑,反而嘴角一撇,露出一丝痞气的笑。
他故意放慢脚步,七拐八绕,一头扎进了火车站旁边那个着名的农民工零工聚集地。
这里人声鼎沸,空气中混杂着汗水、尘土和廉价香烟的味道。
他熟门熟路地找到一个扛着扁担的工头,递上一包烟,三言两语就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来投奔老乡的“北漂失败者”。
他把投影仪从吉他包里掏出来,塞进一个装着被褥和脸盆的巨大扁担筐里,自己则扛起另一头,瞬间就和一群等待活计的工人融为一体。
那两个盯梢的人在人群外围转了几圈,彻底失去了目标,只能悻悻离去。
中午休息的间隙,阿哲找了个桥洞,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蹲着吃盒饭。
他从兜里摸出个大容量充电宝,接上投影仪,直接将《证词》里最震撼的片段,投射在布满涂鸦的桥洞水泥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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