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冬雨,冷得刺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廷尉诏狱湿滑的石墙。单人牢房内,杜琼蜷缩在单薄的草席上,昔日蜀中名士的风度早已被牢狱之灾磨蚀殆尽,唯有一双深陷的眼眸,在昏暗油灯下闪烁着怨毒与不甘的光芒。
他因之前朝会上的公然顶撞、煽动舆论,已被下狱月余。冰冷的镣铐锁住了他的手脚,却锁不住他脑中那套根深蒂固的投降理论,更锁不住他对龙椅上那位少年皇帝彻骨的恨意。
“陛下…刘禅…暴君!”他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发出嘶哑的低语,“穷兵黩武,耗尽民力,这是要将季汉拖入万劫不复之地啊!”
他挣扎着坐起,从贴身的亵衣内层,颤抖着摸出几片小心翼翼藏匿的、边缘已被磨得发毛的薄木牍,还有半截偷偷藏下的炭笔。狱卒的巡逻脚步声刚刚远去,这是唯一的机会。
强烈的愤懑和一种扭曲的“卫道”信念支撑着他。他要以笔为枪,做最后的抗争!他要让成都,让天下都知道,谁才是对的!
炭笔在木牍上飞快地划动,发出沙沙的轻响,在这死寂的牢房里显得格外清晰。他将毕生所学、对北伐的恐惧、对曹魏“天命”的迷信、以及对刘禅新政的污蔑,全部倾注其上。
《仇国论》——臣琼泣血顿首再谏…
他极力美化曹魏“代汉”的正统性,极力夸大季汉的弱小与艰难,将北伐斥为“以一州逆抗中原,必亡之道”,将刘禅的新政描绘成“盘剥百姓、以供私欲”的暴政。字字句句,堪称投降主义的集大成之作。
写完最后一片木牍,他已是气喘吁吁,额冒虚汗。他小心翼翼地将木牍叠好,贴在胸口暖着,等待时机。
不久,牢门下方送饭的小窗被推开,一只粗糙的手将一碗寡薄的粥递了进来。杜琼的心脏几乎跳到嗓子眼,他猛地扑过去,并非去接粥碗,而是死死抓住了那只手腕!
送饭的是个老狱卒,姓王,平日沉默寡言。杜琼曾无意间施舍过他一些恩惠。
“王…王五!”杜琼压低了声音,眼中满是疯狂的乞求,“帮老夫最后一次!将此物…交予我府上门生李涣!他…他知道该怎么做!我杜家…尚有薄产,尽数予你!救我…救益州百姓啊!”
老狱卒王五愣住了,看着杜琼那近乎癫狂的眼神,又感受到塞入手中的那叠尚带体温的木牍,他脸上掠过挣扎与恐惧。但最终,对金钱的贪欲压倒了一切。他飞快地收起木牍,含糊地嗯了一声,猛地抽回手,关上小窗,脚步声匆匆远去。
杜琼瘫倒在地,望着牢房顶棚渗下的水珠,发出似哭似笑的嗬嗬声。
两日后。
《仇国论》如同一声惊雷,或者说一股瘟疫,突然在成都炸开,迅速蔓延。
无数份手抄的版本在太学、在酒肆、在士子聚集的茶馆流传。杜琼的那些门生故旧,如同被注入强心针,纷纷走上街头,公开宣讲,痛哭流涕地诉说“北伐之害”、“降魏之利”。
“看看吧!这是杜公在狱中泣血写就!字字珠玑,句句真理!”
“陛下被奸佞小人蒙蔽,一意孤行,是要让我等全都死无葬身之地啊!”
“天命在魏!唯有归顺,方能保全益州百万生灵!”
声音越来越大,从最初的议论,逐渐变成一种公开的请愿和施压。近百名被煽动起来的太学生和年轻士子,聚集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手持《仇国论》抄本,沉默地跪地请愿。越来越多的百姓被吸引而来,围观着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人心浮动,窃窃私语,成都城陷入一种诡异的骚动不安之中。
宫墙之内,刘禅(李世民)负手立于殿前,望着宫门外隐约可见的黑压压人群,听着随风传来的零星呐喊,面沉如水。
蒋琬、费祎、董允皆肃立一旁,面色凝重。
“陛下,”董允语气急切,“杜琼罪囚之身,竟仍能蛊惑人心,传播此等动摇国本之邪说!宫门外士子聚集,民意汹汹,需即刻驱散,缉拿首恶,以防生变!”
费祎补充道:“臣已查知,乃一狱卒受其收买,传递文稿。人已拿下。”
刘禅缓缓转过身,脸上看不到丝毫怒意,只有一种冰冷的、近乎残酷的平静。
“驱散?缉拿?”他微微摇头,“那岂非显得朕,心虚了?”
他踱了一步,目光扫过三位重臣:“思想之疫,非刀剑可除。纵今日压下,其毒仍深植人心,遇合适土壤,便会再次爆发。朕,要的不是堵,是彻底根除。”
“陛下之意是?”蒋琬若有所思。
“他们不是要讲‘天命’吗?不是要谈‘正统’吗?”刘禅的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朕,便与他们,好好论一论这天命!”
他的目光骤然锐利:“传旨!开启宫门,摆驾未央宫前广场!召集群臣,许成都百姓旁观!”
“陛下,不可!万一有刺客…”董允大惊。
“无妨。”刘禅一摆手,“神策军何在?”
殿外,披覆着崭新“贞观甲”的王平按剑躬身,声如铁石:“臣在!神策军已控扼全场,乱局者,格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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