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日头刚跃过村东头的老槐树,金晃晃的光丝斜斜切进村委会那间老办公室。门框上的红漆褪得斑驳,推开门时“吱呀”一声响,惊飞了窗台上蜷着的几只麻雀。
屋里摆着四张旧木桌,桌面被经年累月的笔墨和农具磕碰磨得发亮,边缘翘起细小的木刺,其中两张桌腿底下垫着碎瓦片,才能勉强抵挡住地面的不平。墙角堆着半人高的农技宣传单,油墨味混着窗外飘进来的泥土腥气,在晨光里酿出一股踏实的乡村气息。
黄普推门进来时,额头上还挂着细密的汗珠,洗得发白的蓝色劳保服后背浸出一大片浅痕,贴在结实的后背上。他抬手抹了把汗,袖口蹭过脸颊,留下一道淡淡的泥印。
腰间那条旧帆布腰带系得一丝不苟,磨损的带扣泛着哑光——没人知道,这腰带夹层里缝着一张塑封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妻儿笑得眉眼弯弯,是他每次扛不住时,偷偷摸一摸就能重拾力气的底气。右手虎口处那道浅疤,是早年刚学种瓜时被锄头划伤的,此刻在晨光下若隐若现,像是刻在手上的勋章。
“李书记,早啊。”黄普的声音带着几分刚跑完田埂的沙哑,他拉过靠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椅,小心翼翼地坐下,生怕动作太大会让桌子散架。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烟,他先抽出一支,恭敬地递给坐在办公桌后的村支书李建国。
李建国刚写完一页走访记录,深蓝色中山装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他脸上刻着岁月留下的沟壑,眼角的皱纹在笑起来时会舒展开,像田埂上蔓延的纹路。
口袋里露出半截旧笔记本,封面已经磨掉了皮,上面用钢笔写着“为民办实事”五个字,笔迹遒劲有力。他接过烟,没点燃,而是夹在了耳后,指尖还捏着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笔帽上的漆已经掉了大半:“黄普啊,今天怎么得空来村委会?看你这一身汗,怕是天不亮就去瓜田了吧。”
黄普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结实的牙齿,黝黑的脸颊上泛起几分憨厚:“可不是嘛,四点多就起来了,绕着村里的瓜田转了三圈。”他身体微微前倾,手肘撑在桌面上,语气渐渐变得郑重,“李书记,不瞒你说,越转心里越透亮,单干这条路,走不长啊。”
李建国放下钢笔,身体微微坐直,眼神里多了几分认真:“你慢慢说,我听着。”他顺手拿起桌上的搪瓷杯,给黄普倒了一杯温水,水汽氤氲着升起,在杯壁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
“你看啊,咱们村种瓜的农户不少,算下来得有三十多户,但都是各顾各的,问题一抓一大把。”黄普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润了润喉咙,语气条理清晰,完全不像平时只懂埋头种瓜的庄稼汉,“第一是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育苗、授粉、浇水、施肥,再到后面的采摘、分拣,全赶在夏初这一个月里。一家就那么两三口人,白天黑夜连轴转,还是顾此失彼。前几天我路过王大伯家,他儿媳妇怀着孕还在地里摘瓜,累得直不起腰,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一家子可咋整?”
他顿了顿,指尖在旧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声音里多了几分沉重:“第二是抗风险能力太差,跟纸糊的似的。去年张婶家那两棚甜瓜,遭了白粉病,一夜之间叶子全黄了,瓜也烂在了藤上。
她哭着来找我想办法,我也没辙啊,一家一户的力量太有限,既没技术储备,也没应急资金,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年的辛苦打水漂。还有前年,收瓜的时候遇上连阴雨,好多农户的瓜没来得及摘,全泡烂在地里,贩子趁机压价,好瓜只卖了个烂菜价,大伙心里都憋着气,却没处说理。”
“第三就是销售太散,咱没没主动权。”黄普的语速不自觉加快了些,但逻辑依旧清晰,“贩子们知道咱们各家各户都是单独卖瓜,就互相串通好了压价。你不卖,有的是人卖,最后只能忍痛低价出手。去年我种的瓜甜度够、品相好,结果贩子只给八毛一斤,我不服气,自己拉到县城去卖,折腾了三天,油钱路费花了不少,最后也没多赚多少。咱们辛辛苦苦种出的好瓜,凭啥让别人说了算?”
李建国听得频频点头,从耳后取下那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烟雾缓缓从他嘴角溢出:“你说的这些,我心里都清楚。这几年我下村走访,农户们跟我念叨得最多的,就是这些难处。”
“所以我琢磨着,不如咱们成立一个甜瓜合作社。”黄普眼神发亮,语气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还有几分对未来的憧憬,“把全村种瓜的农户都整合起来,大家抱团发展。育苗、买化肥农药,咱们统一批量采购,能省不少成本;种植技术上,我牵头给大家指导,阿军也能帮忙,把好的种植经验都分享给大伙,避免再出现病虫害没人管的情况;销售方面,咱们统一找渠道,联系大批发商,或者自己建直播间卖,再也不用看贩子的脸色。这样一来,成本降了,风险少了,收入自然就高了,实打实让乡亲们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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