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基建录 第32章 帝国的清道夫

南京城的秋阳本该浸在喜气里。野狐岭大捷的露布自北疆飞驰而来时，朱雀大街上的酒旗都飘得比往日张扬 —— 百姓们提着竹篮买醉，孩童围着报信的驿卒追逐，就连平日里端着架子的京官，上朝路上也会忍不住与同僚交换一句 “北疆定矣”。

可这份热闹，却像被一层无形的冰壳裹着，进不了乾清宫的朱墙。

朱允炆站在殿内，指尖捏着那份捷报，墨字上的 “大破北元” 还带着驿马的温热，眼底却无半分笑意。案头压着另一叠卷宗，最上面那页写着 “血色宫宴余党查核”，墨迹早已干透，却似还沾着那晚宫变的血腥气。

他想起宫宴上叛军刀光映着烛火的模样，想起那些勋贵暗中递出的眼神 —— 那不是臣子对君主的敬畏，是旧势力攥着既得利益、不肯松手的贪婪。

“北疆胜了，可这朝堂里的‘蛀虫’不除，新政就是沙堆上的楼阁。”

朱允炆对着空无一人的殿内低语，指尖在卷宗上划过，“他们敢在宫宴上动刀，就敢在新政里作祟。如今军威正盛，正是清道的时候。”

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卷落，飘在汉白玉栏杆上，像极了即将被清扫的尘埃。一场比北疆厮杀更冷的风暴，正从乾清宫悄然蔓延，朝着大明官场的每个角落吹去。

这场清洗的刀锋，没交给刑部的惊堂木，也没交给锦衣卫的绣春刀，而是握在两个鲜为人知的新机构手里 —— 统计审计司与情报统计局。

这两把 “双刃”，一把靠算珠斩贪腐，一把靠密探抓奸邪，刚一出鞘，就让整个官场发颤。

统计审计司的衙门藏在户部西侧的小巷里，门楣上没挂显眼的匾额，只刻着 “考成” 二字。

可就是这不起眼的院落里，进出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官员，每人手里抱着的账本比砖头还厚，指尖沾着的墨汁里，藏着能掀翻官场的力量。

这些人多是格物书院出来的，精通朱允炆亲授的 “复式记账法”—— 一笔银子的来龙去脉，要在 “收、支、存、耗” 四本账里记得明明白白，哪怕是一两银子的偏差，都能顺着账本的纹路揪出猫腻。

他们不跟官员周旋，也不搞刑讯逼供，只对着账本 “死磕”。

就像盐运司的案子。盐政改革推行时，侍郎李嵩总以 “盐商难缠” 为由拖延，审计司的小官沈青带着三本账册找上门时，李嵩还端着茶碗笑：“沈主事年轻，怕是不懂盐务的繁杂。”

可当沈青把账本摊在桌上，指着其中一页 “损耗” 条目说：“大人这月盐引损耗比上月多了三成，可盐场的出盐量没增，盐商的缴银却少了五万两 —— 这笔银子，总不能是盐粒自己长腿跑了吧？”

账本上的数字像串好的锁链，一环扣一环，把李嵩在盐政里捞的好处全锁了出来。

沈青没多说一句话，只把审计报告放在桌上，李嵩端茶碗的手就开始抖，茶水洒在账本上，晕开的墨痕倒像他脸上的冷汗。

三日后，李嵩被押进诏狱的消息传开，京里的官员才惊觉：这些握算盘的年轻人，比锦衣卫的诏狱还可怕 —— 刑讯能扛，可账本上的铁证，扛不住。

若说审计司是明面上的刀，那情报统计局就是藏在暗处的刺。

它的总部不在朝堂，而在格物书院地下的密道里，入口藏在书院的藏书阁书架后，推开一本《天工开物》，才能看见向下延伸的石阶。

这里由朱允炆最信任的太监王钺管着，手下的人更是鱼龙混杂 —— 有曾在北疆侦查的 “天眼” 队员，能在人群里一眼辨出密探；有江湖上的 “听风客”，能隔着墙听出纸张翻动的声响；还有格物书院的学子，能用简单的铜丝装置，截听驿站里的信号。

他们盯的不只是外敌。宫变后，王钺就带着人把南京城织成了一张网：江南士绅给翰林周文彬送的银票，被密探记在小册子里；都指挥使赵成与北疆部落往来的信件，在驿站被截下，信纸背面的暗号经学子破译，成了通敌的铁证；就连勋贵们在茶楼里议论新政的话，都被 “听风客” 一字不落记了下来。

有次，密探发现周文彬总在深夜去城南的茶馆，便扮成茶童守在那儿。

直到第三晚，才看见江南士绅的管家偷偷塞给周文彬一个锦盒。密探跟着管家回府，查出那锦盒里装的是三千两银票，而周文彬前几日刚在朝堂上弹劾新政 “扰民生”。

当王钺把银票和弹劾奏折放在朱允炆面前时，朱允炆只说了句：“让他致仕吧，别污了翰林院的地。”

没有搜捕的喧闹，没有审问的哭喊，情报统计局的人像影子一样，把证据摆在当事人面前，让他们连辩驳的力气都没有。

朱允炆的清洗从不是乱砍滥杀，他的规矩很明确 —— 首恶必办，胁从分流，底层不问。就像园丁修剪果树，只砍那些蛀空了树干的枝桠，不伤那些还能结果的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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