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时(13:00-15:00)
钟林倍开始部署抗疫工作。
皇室成员杨碧以她一贯的青衣公子的男装形象出现在虔州,养伤的“钟鹏举”继续留在吉州后方领导抗疫和筹措物资。
钟鹏举要把皇室贵胄杨碧留在虔州积累功绩,为日后杨碧成为镇南军节度使铺路。
钟鹏举作为现代西医生穿越到古代面对细菌性痢疾与疟疾混合爆发,需以“阻断传播链为核心,分类治疗为关键,中西医结合稳人心”为策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石灰、酒精、金鸡纳霜(奎宁)、黄花蒿、避瘟香囊、三豆饮、行军散),同时快速建立符合古代认知的防疫体系。
但在这块大陆普遍认为此次瘟疫却不同寻常。
有人在流传鬼神作祟:瘟神与厉鬼的“降罚”。
这些百姓们坚信,瘟疫是“五瘟使者”在人间巡查。这五位传说中的神只各带疫气,春瘟张元伯带来头疼发热,夏瘟刘元达专降呕泻不止,秋瘟赵公明会让皮肤生疹,冬瘟钟士季使人四肢僵直,总管中瘟史文业则负责收走命数已尽者的魂魄。
虔州城里的老人们说,看见穿红袍的怪人在巷口徘徊,不出三日必有瘟疫,于是家家户户在门楣挂起桃木剑,檐角系上五彩丝线,以为这样能挡住鬼神的脚步。
更荒诞的是对“厉鬼报复”的恐惧。有流民死在城外乱葬岗,无人收尸,便有人传言“这鬼怨气太重,要拉全城人陪葬”。某村为平息“厉鬼之怒”,竟将染病的孩童扔进河里献祭,说这是“送瘟神”——直到钟鹏举的医工带着石灰水赶来,那些还在河边烧纸的村民,才被驱散。
有人在流传阴阳失衡:气理失序的“自然惩戒”。
州学里的老儒们捧着《黄帝内经》摇头,说这是“阴阳二气失衡”。他们认为岭南多瘴气,属“至阴之地”,春天阳气升发时,阴邪之气被逼出地表,与人体的“正气”相搏,体弱的人便会染病。有个须发皆白的博士坚持“需用至阳之物镇压”,让百姓们在院里焚烧艾草、硫磺,甚至把雄黄混在酒里喝,说这样能“驱走阴邪”。
钟鹏举教出的医师见过喝雄黄酒喝得吐血的病患。那老儒还在旁边念叨“剂量不够”,钟鹏举的医师说道:“瘴气非阴阳,乃秽浊所致”,老儒却指着书页骂“离经叛道”,说这是“以人力抗天威”。
在钟鹏举抗疫先锋队到来之前,疫区的百姓士绅官吏束手无策。
信仰与文化开始扭曲:从“求医”到“求神”的转向。
在缺乏科学认知的古代,瘟疫的“不可抗性”往往催生极端的信仰行为:
迷信泛滥:百姓多将瘟疫归咎于“鬼神降罚”、“邪气入侵”,于是大量举行祭祀、驱邪仪式(如焚烧“疫区秽物”“献祭活人”),甚至出现“迫害异己”(如污蔑某类人是“疫源”)的暴力行为。例如欧洲黑死病期间,犹太人被诬陷“投毒致疫”,遭到大规模屠杀。
宗教与医学的博弈:部分宗教势力借瘟疫扩张影响力(如佛教“施药救人”积累信众),而理性的医学探索也可能在压力下萌芽。例如东汉张仲景因家族“二百余口,未十年死者三之二”,潜心研究瘟疫,着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明代吴有性直面“戾气致疫”的真相,写成《温疫论》,突破了“外感六淫”的传统认知。
文人士子笃信“天人感应”。他们把瘟疫归咎于“百姓不敬神明,官吏贪赃枉法”。
从江淮的百姓开始在流传天降惩罚:当权者德行有亏的“警示”。
百姓们在流传徐温父子专权,杀吴王杨渥,欺凌现吴王杨隆演,今年四次战争皆以失败告终,损兵折将十万,令国库空虚,生灵涂炭,使交战双方伤亡者的百万亲属遭受痛苦。这些内容是一份小报上刊登的,这份小报在民间发行量很大。
“听说了吗?江都府里都在讲,徐温那父子俩,简直是豺狼披了人皮!”
“何止豺狼!前年吴王杨渥怎么死的?明着是‘暴毙’,暗地里谁不知道是徐温让人勒死的!如今这杨隆演,看着是个王,手里连调兵的印都摸不着,朝堂上的事,全凭徐家父子一句话——这跟篡位有何两样?”
“篡位?他们连老天都敢欺!今年开春到现在,四次出兵打仗,败了四次!十万儿郎埋在荒山野岭!”
“十万兵啊……”穿长衫的落魄书生喃喃道,手指在桌上画着圈,“一户人家出一个丁,就是十万户人家哭断肠。我表兄在袁州当兵,上个月托人带信说,军营里尸堆得像山,瘟疫就是从那儿起的——你说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这话一出,茶寮里霎时静了静,只有雨打茅草的沙沙声。货郎突然拍着桌子站起来,声音因愤怒而发颤:“报应?这瘟疫就是老天睁了眼!徐温父子杀君专权,穷兵黩武,把十万好儿郎填进战火坑,让天下百万爹娘妻儿哭瞎了眼——这等伤天害理的事做绝了,老天爷能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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