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B超室里,冰凉的凝胶涂在隆起的腹部,探头在上面滑动。屏幕上是黑白影像,医生指着那个跳动的小点告诉我,那是孩子健康的心脏。
“一切正常,林太太。”医生微笑着说,“宝宝很健康。”
丈夫紧紧握着我的左手,喜悦洋溢在他的脸上。而我却盯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小生命,胃里一阵翻搅。自从怀孕以来,这种不安就如影随形。
“医生,能...能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吗?”我听见自己问,声音干涩。
丈夫惊讶地看我:“我们不是说好不提前知道吗?”
医生看了看我们:“技术上可以,但既然你们之前决定......”
“请告诉我。”我坚持道,心跳加速。
医生移动探头,仔细查看片刻:“看起来是个男孩。恭喜。”
丈夫欢呼一声,俯身亲吻我的额头。我却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升起,右手腕的幻肢痛突然发作,那种早已不存在的肢体传来的剧痛让我几乎呻吟出声。
男孩。果然是个男孩。
离开医院时,丈夫兴奋地计划着要买蓝色的婴儿服,要准备男孩子的玩具。我勉强笑着,心不在焉地附和。我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弟弟。
母亲每年寄来的信里,总会附上一两张照片。那男孩圆脸大眼,长得像母亲,但眉宇间有父亲的影子。他一年年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再到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最新的一张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他考上了太原的学校。
母亲的字迹一年比一年颤抖,但内容始终不变:多亏了你,才有了这个孩子。你是我们家的功臣。
功臣。这个词让我作呕。我用血肉换来的“功臣”称号。
回到家后,丈夫忙着打电话向亲友报喜。我走进为宝宝准备的 nursery room,淡黄色的墙壁,云朵形状的吊灯,原木婴儿床上挂着星空图案的帷幔。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那么正常。
但我知道,正常只是表象。有些东西,一旦破碎,就再也无法完全修复。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那座小庙。
这次,梦更加清晰。我能闻到供桌上灰尘与香烛混合的气味,看到神像脸上剥落的彩漆,感受到石板刺骨的冰凉。父亲按住我的手臂,刀光落下——
但这次,当我看向供桌,上面摆放的不再是我的右手和右耳,而是一个小小的、蜷缩的婴儿形体。
我尖叫着醒来,浑身被冷汗湿透。
“又做噩梦了?”丈夫迷迷糊糊地搂住我,“孕期的荷尔蒙变化,医生说是正常的。”
我摇摇头,无法解释这种恐惧。起身走向浴室,用冷水冲洗脸庞。镜中的女人双眼凹陷,脸色苍白如纸。我轻轻抚摸腹部的隆起,感受着里面的小生命踢动。
“对不起,”我喃喃自语,“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回到床上后,我再也无法入睡。悄悄拿起手机,鬼使神差地,我在搜索框中输入了那个地名——我的家乡,山西长治的那个小村庄。
几条新闻跳了出来。最上面的一条让我屏住了呼吸:
《传统村落民俗研究:晋东南地区的求子习俗与信仰》
我点开链接,心跳加速。文章学术而冷静地描述了老家长治一带的民间信仰,其中一段特别提到了“献祭”习俗: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为了求得子嗣,家庭会进行‘替代献祭’,即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将已有的女孩‘奉献’给送子娘娘,以换取男孩的降生。这种习俗在极端贫困和迷信的地区尤为盛行...”
我的手指颤抖着继续滑动屏幕。
“...据传,最极端的形式涉及身体部位的献祭,通常是手指或耳部,象征孩子已成为神的所有物...”
我关掉网页,胃里翻江倒海。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还有别的女孩,别的祭品。
这一发现没有让我感到安慰,反而加深了恐惧。这意味着那不是个别疯子的行为,而是一种...传统。一种可能不会轻易消失的传统。
第二天,我去了市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越是了解,就越是恐惧。这些习俗比我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尽管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但核心的迷信依然存在。
回家的地铁上,我注意到一个老妇人一直盯着我看。她穿着不合时宜的深色褂子,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紧紧的髻。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她竟然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仿佛认可了什么。
我慌忙移开视线,提前一站下了车。
接下来的几周,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时是街角的一个身影,有时是商场里的一瞥。我告诉自己这是孕期的 paranoid,但那种感觉真实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天下午,门铃响了。监控画面显示门口站着一个快递员,手里捧着一个盒子。
我打开门,签收了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收件人写着我的名字——我的本名,那个从嫁人后就不再使用的名字:李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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