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指尖在泛黄的《光绪朝朱批奏折》上停顿第三秒时,窗外的蝉鸣突然歇了,档案馆阅览室的吊扇吱呀转着,把纸页间散发出的樟木香气吹得满室都是。他低头看向奏折末尾“臣李鸿章跪奏”的朱红落款,笔尖在笔记本上轻轻划出一道横线——这是今天找到的第三处关于漕运改革的关键记载,墨迹在纸页上晕开的弧度,像极了去年在运河边看到的老船闸闸门曲线。
“林老师,您要的《漕运史话》我给您借来了。”实习生小孟抱着一摞蓝皮线装书走进来,额角沾着的汗滴落在书脊烫金字上,“管理员说这是馆里仅存的孤本,让您看完务必尽快归还,还特意叮嘱不能用钢笔在旁边做标记。”
林夏连忙放下手中的奏折,起身接过书时指尖触到冰凉的书皮,心里泛起一阵对旧物的珍视。“辛苦你跑这一趟,”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泛黄的纸页上还留着前几任读者的铅笔批注,“上次跟你说的道光年间漕运水手账簿,你帮我查到馆藏编号了吗?我总觉得那本账簿里记录的‘脚价银’变化,能和这奏折里的改革措施对应上。”
小孟立刻从帆布包里掏出平板电脑,调出档案馆的电子目录:“查到了!编号是J-38-027,就在西馆的特藏柜里。不过管理员说那本账簿纸质特别脆弱,需要提前申请恒温恒湿的阅览位,最快明天才能调出来。”
“太好了,”林夏的眼睛亮了亮,指着《漕运史话》里的一幅插图,“你看这张漕运商船的剖面图,船身分为‘货舱’‘水夫舱’和‘舵楼’三部分,去年我们在运河遗址发掘时,出土的船板残件正好能和这个结构对应上。明天我们去看账簿时,重点留意水手的食宿记录,说不定能还原出当时水夫的真实生活状态。”
小孟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核对船板残件与文献记载”“记录水夫食宿细节”两个要点,转身时瞥见林夏桌角的保温杯,杯身上印着“运河考古队2023”的字样——那是去年林夏带队参与运河遗址发掘时,考古所定制的纪念品。
林夏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奏折上,指尖顺着“每船核定水夫二十名,严禁私雇闲杂人等”的字句划过。他想起去年发掘现场的情景:在距离运河主航道三米处的土层里,发现了一组排列整齐的陶碗和陶壶,碗底还残留着粟米的痕迹,考古队员推测这是水夫们的用餐器具。那些沾着泥土的陶片,与眼前奏折里的文字相互印证,让两百多年前漕运水手的生活场景,突然变得鲜活起来。
中午休息时,林夏接到了妻子苏晚的电话。“今天妈做了你爱吃的梅干菜扣肉,让我们晚上回家吃饭,”苏晚的声音带着笑意,“对了,儿子昨天在学校写了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历史学家爸爸》,里面写你‘总在跟旧纸说话,却能讲出很多好听的故事’,你要不要听听?”
林夏靠在档案馆走廊的窗台上,听着电话里苏晚念作文的声音,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扬起。“等我晚上回家自己看,”他轻声说,“今天可能要晚点回去,我想把这几份奏折的关键内容整理出来,明天看账簿时好做对比。你跟妈说不用等我吃饭,给我留一份就行。”
挂了电话,林夏掏出手机,翻出儿子林小宇上周发来的照片:照片里,小宇举着一张手绘的运河商船图,背景是学校历史角的展板,上面贴着林夏之前给学校做讲座时留下的漕运故事卡片。他想起小宇曾缠着他问“爸爸,古代的水手会不会像海盗一样打架”,那时候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小宇去了运河博物馆,指着展柜里的水手腰牌说:“你看这腰牌上刻着‘漕运总局’四个字,古代的水手都有正规身份,就像现在的快递员有工作证一样,他们的任务是把粮食安全运到京城,不是打架哦。”
下午,林夏继续在奏折里寻找漕运改革的线索。当看到“光绪六年,运河山东段淤塞,改由海路运粮,节省银十二万两”的记载时,他突然想起上周在古籍修复室看到的一份《海漕章程》,里面详细记录了海船的载重、航线和水手的薪资标准。“如果能把漕运改海运的成本变化梳理清楚,就能更全面地分析这次改革的影响,”林夏在笔记本上写下“对比河运与海运成本”,“小孟,明天我们看完账簿后,去古籍修复室借《海漕章程》,我记得那本章程里有海运水手的‘月钱’记录,正好能和河运水手的‘脚价银’做对比。”
小孟刚点头应下,档案馆的研究员老周就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份复印件:“林夏,你要的《清代漕运官员奏议汇编》找到了,里面有几篇关于漕运舞弊的奏疏,我觉得对你研究改革背景有帮助。”老周指着复印件上的一段文字,“你看这里,记载了光绪初年‘漕运总督私吞水夫粮饷,导致水手罢工’的事件,这可能就是后来推行改革的直接原因。”
林夏接过复印件,仔细读着奏疏里的内容,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原来还有这样的背景!之前我只关注了运河淤塞的自然因素,没想到人为的**问题才是关键。如果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改革的必然性就更清晰了。”他抬头看向老周,“周老师,谢谢您帮我找到这份资料,不然我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信息。”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