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指尖在《存在与时间》的书页上停驻时,窗外的银杏叶正被秋风卷着,轻轻落在哲学系办公楼的窗台上。他抬眼瞥了眼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9:17,桌角那杯温热的红茶还冒着细雾,杯沿沾着的茶叶碎像极了刚才与学生讨论“存在主义困境”时,那些尚未厘清的思想碎片。
“林老师,您在备课吗?”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研究生陈柚抱着一摞研讨课作业走进来,手里还攥着一张折叠的便签纸,“这是上周您让我整理的‘现代性问题’文献综述,我按照不同学派分了类,您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林夏放下书,接过便签纸和作业,指尖触到纸张的温度,心里泛起一阵熟悉的踏实感。“辛苦你了,”他翻开作业,目光扫过扉页上学生娟秀的字迹,“上次研讨课上,你提到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很多同学都很感兴趣,这次作业里有没有人专门写这个主题?”
陈柚点点头,指着最上面的一本作业:“大三的李薇写了《从‘平庸之恶’看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她结合了当下的网络舆论现象,分析得很有见地。不过她在作业里问,‘如果个体的选择始终受社会结构的束缚,那么道德责任该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我没敢轻易回答,觉得还是您来讲解更合适。”
林夏拿起那本作业,指尖在“道德责任”四个字上轻轻划过。他想起上周在校园里遇到李薇时,女孩攥着笔记本,眼神里满是困惑:“林老师,我看新闻里说有人因为害怕麻烦,见死不救,这是个人的冷漠,还是社会的问题?如果我遇到同样的情况,我能保证自己会伸出援手吗?”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林夏合上作业,看向陈柚,“下午的研讨课,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切入。你准备一下,把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章节发给大家,让他们结合文本和现实案例,谈谈自己的理解。哲学不是寻找标准答案,而是学会在困惑中追问。”
陈柚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转身时瞥见林夏桌角的日历,上面用蓝笔圈着10月25日——那是哲学系年度学术论坛的日子,林夏要主持“现代哲学与社会现实”的分论坛,还要做主题发言。
林夏重新拿起《存在与时间》,却没立刻读,而是翻开了自己的备课笔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批注,有些地方画着问号,有些地方贴着剪报——有关于“躺平现象”的社会评论,有农民工群体的访谈片段,还有学生写下的困惑。他始终觉得,哲学不该被困在书斋里,它要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回答普通人的人生疑问。
中午休息时,林夏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夏夏,你爸最近总说睡不着,你能不能抽空回家看看?”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他昨天还跟我说,想跟你聊聊‘人活着到底图个啥’,说你是学哲学的,肯定能帮他想明白。”
林夏心里一紧,他想起父亲退休后,总说自己“没了奔头”,每天坐在阳台上等日出日落。“妈,我这周末就回去,”他放缓声音,“您让爸别瞎琢磨,我回去跟他好好聊。”
挂了电话,林夏走到教学楼外的银杏树下。秋风卷起落叶,在地上铺成金色的地毯。他想起自己读博时,导师周教授曾说:“哲学的终极问题,其实就是‘人该如何生活’。你研究海德格尔、萨特,最终还是要回到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上,不然再深奥的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
那时候他还不太懂,总觉得要把晦涩的哲学概念啃透,才算真正的哲学家。直到工作后,有个学生因为失恋想不开,找到他说“觉得活着没意义”,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陪学生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听学生讲和恋人的故事,最后说:“痛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向死而生’,正是因为知道生命有限,我们才会更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后来学生走出来了,寄给他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谢谢林老师,我现在觉得,哪怕是难过的日子,也有它的意义”。
从那以后,林夏更坚定了“哲学要贴近生活”的想法。他的研讨课从不局限在教室里,有时会带学生去菜市场,观察摊主与顾客的互动,讨论“日常实践中的伦理选择”;有时会组织学生做社区访谈,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思考“记忆与自我认同的关系”。
下午的研讨课上,李薇果然第一个站起来提问:“林老师,我还是想不通,如果我身处一个‘大家都冷漠’的环境里,我坚持行善,会不会反而被当成异类?就像艾希曼,他说自己只是‘服从命令’,如果我不‘服从’环境的规则,是不是也会被排斥?”
教室里安静下来,学生们都看向林夏。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那是前段时间网上很火的“快递小哥救落水老人”的新闻,视频里,小哥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周围的人也从最初的围观,慢慢加入救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