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任用”这四个字,在体制内的话语体系中,向来包含着微妙的双重含义,如同蒙着一层薄纱,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才能窥见其下隐藏的真实意图。
李达康的大脑飞速运转,试图解读这背后的信号。
第一种可能,是升迁前的惯例操作:干部在提拔到更高职位前,需要先免去原有职务,然后再宣布新的任命。
他上下仔细打量着吴春林的表情和姿态,试图找到一丝祝贺或暗示的痕迹,但吴春林脸上只有公事公办的严肃,眼神平静无波,看不出任何积极的信息。
而且,如果是升迁,上级组织部门在免职前,按程序一定会进行任职考察和谈话,但他对此毫无印象。这条路,似乎走不通。
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也是更为严峻的可能:降职,甚至是“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前奏。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先免去职务,但通常不会附带“另有任用”这句听起来颇具安抚性、甚至带点希望的话。
这模糊的措辞,反而让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他一时之间难以准确判断沙瑞金和省委的真正意图。
就在他心乱如麻之际,吴春林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上前一步,轻轻拍了拍李达康的肩膀,这个动作不再仅仅是程序化的,似乎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个人情绪。他压低了声音,语气也变得有些复杂:
“达康同志,关于当年的金山事件……我们组织了大量的力量,重新查阅了卷宗,走访了当年的知情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证。再结合易学习同志最近提供的证词……说实话,”他微微停顿,目光直视李达康,“主要的责任,其实并不在你。”
“啊?……”李达康猛地抬起头,脸上写满了错愕与难以置信,直愣愣地看着吴春林,仿佛没有听清,或者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这与他多年来内心背负的沉重包袱,以及外界对此事的定性,截然不同!
“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吴春林没有再多做解释,只是又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身,迈着沉稳的步伐缓缓走了出去,留下李达康一个人僵在原地,心潮澎湃。
吴春林这突如其来的“交底”是什么意思?李达康强迫自己从最初的震惊中迅速冷静下来,大脑像高速计算机一样开始分析这有限的信息。
“金山事件,错不在我?” 这是吴春林亲口说的。如果主要责任不在我李达康,那在哪里?在易学习?
他当年是县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但已经被降职处理了。
在王大陆?他作为具体执行方,也已被开除公职。两个直接当事人都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按照“一事不二罚”的原则,不太可能再翻出来重处。
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将矛头指向了更高层——时任领导,赵立春?!
这个结论让李达康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陷入了极度痛苦的纠结之中。
难道,沙瑞金和上面的真正目的,是要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老领导赵立春身上?
可是,我李达康能有今天,离不开立春同志的提携和信任,我做过他的秘书啊!“出卖”自己的老领导、旧主?这在官场文化中是极其为人所不齿的行为,是背叛!
就算我靠着“揭发”赵立春能从眼前这个泥潭里暂时脱身,我的政治信誉也将彻底破产,未来还有哪个领导敢用我?
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就是被安排到政协、人大某个闲职上,挂着虚名,直到默默退休,政治生命实质上已经终结。
可是,如果我不配合,坚持不出卖赵立春呢?
那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证据可能被坐实,问题可能被无限放大,到时候,恐怕连眼前这扇门都走不出去了,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铁窗生涯。
一边是道义、声誉和可能被边缘化的未来;另一边是身败名裂、失去自由的巨大风险。
李达康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每一个选项都无比沉重。
吴春林留下的那句话,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不断扩大。
“达康同志,达康同志……?” 田国富看着李达康脸上阴晴不定,神色在挣扎、恐惧、犹豫和一丝狠戾之间飞速变幻,内心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舒畅和快意。
他表面上维持着关切的神情,心底却在冷笑。
眼前这两个人,高育良和李达康,曾经是何等的目中无人!
高育良身为省委三号,手握政法委和“汉大帮”,根基深厚,从不把他这个纪委书记放在眼里,这倒也罢了。
可你李达康,一个先后依附赵立春、又想投靠沙瑞金的“三姓家奴”,凭什么也敢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他田国富?
如今,看到这位曾经在汉东政坛叱咤风云的“闯将”沦落到如此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田国富只觉得胸中积压多年的那口恶气,总算吐出来了一些,心里实在是舒服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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