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8章 施耐庵

元末明初“梁山故事总导演”施耐庵传：把江湖好汉拍成“千年热剧”的男人

第一章 元朝“叛逆书生”：放着功名不考，偏追江湖故事

元成宗大德年间，江苏兴化的施家出了个“不省心”的娃——刚满八岁的施耐庵，把先生布置的《论语》背诵作业抛到脑后，揣着偷藏的碎银子，溜去了街口的“老王说书棚”。那会儿的元朝，读书人都在死磕“四书五经”，盼着靠科举混个“吏”当当，可施耐庵倒好，先生在学堂里念“学而不思则罔”，他在下面偷偷画“江湖好汉图”，画里的人还提着刀、骑着马，活脱脱一副“梁山雏形”。

施家是当地的书香门第，父亲施元德是个老秀才，本来想把儿子培养成“科举苗子”，哪料儿子天天跟“市井故事”打交道。有次父亲抓着他在说书棚听《大宋宣和遗事》，气得把他的“好汉图”撕了：“你这孩子，天天听这些‘打家劫舍’的闲书，将来能成什么气候？”施耐庵捡起碎片，梗着脖子反驳：“爹，这不是闲书！里面的宋江、李逵都是好汉，比那些只会摇头晃脑的酸秀才强多了——再说了，江湖故事里也有道理！”

这话还真没说错。元朝的“水浒故事”早就火了，从说书棚到戏台，到处都在讲“宋江聚义”的桥段，只不过那会儿的故事还零散，一会儿说宋江有三十六将，一会儿说李逵是个“愣头青”，没个统一版本。施耐庵听书还不满足，还总爱“给故事加戏”。有次说书人讲“武松打虎”，说“武松三拳就把老虎打死了”，施耐庵立马举手：“先生，不对！老虎那么厉害，怎么可能三拳就死？得加段武松被老虎扑、用哨棒打树的戏，才够真实！”

满棚子的人都笑了，说书人也不恼，指着他说：“这小郎君倒懂行！要不你来替我讲一段？”施耐庵还真不含糊，站到棚子中央，手舞足蹈地补了段“武松哨棒打断、骑在虎背上捶打的细节”，听得听众拍着大腿叫好。从那以后，说书人每次讲水浒故事，都要喊施耐庵来“当助手”，而施耐庵也得了个小外号——“施小编剧”。

施耐庵十五岁那年，先生推荐他去参加“童子试”，要是考上了就能当“童生”，离科举又近一步。可他倒好，考前一天还在跟说书人琢磨“林冲落草”的新桥段，结果考试时把“论语”写成了“江湖语”，考官看了气得直拍桌子：“你这写的是‘梁山讲义’，不是‘圣贤书’！”自然落了榜。

父亲气得好几天没理他，施耐庵却满不在乎：“考不上就考不上，我本来就不想当什么官，我想把江湖故事写成一本书，让更多人看！”这话传到了当地一个老学者耳朵里，老学者专门找他聊天，问他：“江湖故事又乱又俗，你为什么偏要写？”施耐庵说：“俗是俗，可里面的人真——宋江讲义气，武松敢担当，李逵心直口快，这些比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真实多了！”

老学者听完点点头：“你这孩子，倒有几分痴气。要写江湖故事，光听书可不够，得去走一走‘江湖路’，见一见‘江湖人’。”这话像颗种子，落在了施耐庵心里。从那以后，他不再只蹲在说书棚里，而是开始“闯江湖”——跟着走街串巷的货郎学吆喝，跟茶馆里的镖师聊绿林规矩，甚至跟牢里的囚犯打听“官府黑幕”，这些都成了他后来写《水浒传》的“原始素材”。

你看，这就是早年的施耐庵——别人在为科举“卷”，他在为江湖故事“疯”。也难怪后来他能写出《水浒传》，早从少年时就开始“沉浸式体验”江湖生活了，连“施小编剧”这个小外号，都成了他日后“梁山故事总导演”的雏形。

第二章 行走的“江湖取景器”：从景阳冈到梁山泊的采风之旅

施耐庵二十岁那年，告别家人，开始了他的“江湖采风之旅”。他没带多少盘缠，只背着一个装满纸和笔的包袱，还有一本抄录的《大宋宣和遗事》——用他的话说，这是“江湖导航图”。他的采风方式，说起来特别“接地气”：不找官员，不访名士，专找镖师、店小二、船夫、甚至小偷聊天，因为这些人才懂“真江湖”。

第一站，他去了山东阳谷县——传说中武松打虎的地方。那会儿的景阳冈还不是“旅游景点”，就是一片荒山野岭，只有一家小酒馆，挂着个“三碗不过冈”的牌子。施耐庵一进酒馆，就点了三碗酒，跟掌柜的套近乎：“掌柜的，听说这景阳冈上真有老虎？”掌柜的以为他是个胆小的游客，笑着说：“早几年真有，后来被一个叫武二郎的好汉打死了——那好汉可厉害，喝了十八碗酒，赤手空拳就把老虎捶死了！”

施耐庵眼睛一亮，赶紧掏出纸笔：“掌柜的，您给说说，那武二郎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老虎是怎么扑他的？”掌柜的被他问得一愣，还是慢慢说了起来：“那武二郎身高八尺，膀大腰圆，穿一件粗布短褂，腰里别着把刀……老虎先扑他的肩膀，他一闪，老虎扑空了，他就骑到老虎背上，用拳头往老虎头上捶，捶了几十下，老虎就不动了。”

施耐庵边听边记，还特意问了“十八碗酒”是什么酒，掌柜的说：“就是咱们当地的米酒，度数不高，但喝多了也上头。”后来他写《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就把这些细节全加了进去——“三碗不过冈”的酒馆、十八碗米酒、老虎“一扑一掀一剪”的动作，甚至武松穿的“粗布短褂”，都跟掌柜的说的一模一样。

离开阳谷县，他又去了梁山泊——宋江聚义的地方。那会儿的梁山泊还是一片大湖，湖边住着不少渔民。施耐庵找了个老渔民当向导，坐着小船在湖里转了一天。老渔民跟他说：“以前这湖里真有‘水匪’，不过不是什么好汉，就是些抢粮食的穷人——后来官府清剿了，就没了。”施耐庵又问：“那要是有几百人在湖里聚义，得有多少船？粮食怎么来？”

老渔民想了想说：“至少得几十条船，有大船装粮食，有小船当哨船——粮食嘛，要么抢官府的粮船，要么跟湖边的百姓买，不过买也是强买，哪有什么‘替天行道’？”施耐庵听完，默默记在本子上——后来他写《水浒传》里的“梁山泊大寨”，就加了“旱寨、水寨、粮船、哨船”的细节，还写了“梁山泊打祝家庄抢粮食”的桥段，让梁山泊的“根据地”显得特别真实。

采风路上，施耐庵还遇到过“危险”。有次他在河南开封，遇到一伙小混混抢钱，他没慌，反而跟小混混说：“我没钱，但我能给你们讲段‘李逵劫法场’的故事，讲完你们放我走，怎么样？”小混混们也是“水浒迷”，真让他讲了起来。施耐庵讲得绘声绘色，连李逵“脱了上衣、拿着板斧砍人的样子”都演了出来，小混混们听得入了迷，不仅没抢他的钱，还送了他两串糖葫芦，说：“先生，下次要是再遇到你，还听你讲水浒故事！”

还有一次，他在江苏淮安，遇到一个退休的老镖师。老镖师跟他讲了“杨志卖刀”的原型故事：“以前有个镖师，丢了镖银，没钱吃饭，就想把祖传的刀卖了，结果遇到个地痞，说他的刀是假的，还想抢刀，那镖师一气之下，就用刀把地痞杀了。”施耐庵赶紧追问：“那刀长什么样？地痞怎么挑衅的？镖师杀了人后去哪了？”老镖师一一说了，施耐庵都记了下来，后来写“杨志卖刀”，就把这些细节改成了“杨志杀牛二”的经典桥段。

几年采风下来，施耐庵的“素材本”攒了十几本，里面记满了江湖规矩、地方风俗、好汉原型故事，甚至还有宋朝的酒价、兵器样式、茶馆布局。有人问他：“你记这么多琐碎的事，有用吗？”施耐庵笑着说：“当然有用！写江湖故事就像搭戏台，得有真实的道具、真实的场景，不然观众不爱看——这些细节就是‘道具’，能让故事立起来。”

这时候的他，还没开始写《水浒传》，但已经成了“最懂江湖的人”——既有民间故事的趣味，又有实地考察的真实，这也为他后来成为“梁山故事总导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 “梁山故事总导演”：《水浒传》的“拍摄”秘辛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在苏州起兵反元，听说施耐庵有才，就请他去当“幕僚”。施耐庵去了没多久，就发现张士诚跟他想象的“好汉”不一样——天天跟谋士们勾心斗角，还贪图享乐，根本不是“替天行道”的料。他叹了口气：“这哪是‘梁山聚义’，分明是‘宫廷大戏’，我可导不了。”于是找了个借口，辞职隐居到了江苏江阴。

隐居后的施耐庵，终于有时间圆自己的梦——写《水浒传》。他在江阴找了个带院子的小房子，院子里种了棵老槐树，树下放了张石桌，他就天天坐在石桌旁写稿子，活像个“剧组总导演”，只不过他的“演员”是108将，“片场”是梁山泊。

施耐庵写《水浒传》，有个“导演原则”：“戏要真，人要活”——故事可以虚构，但得符合江湖逻辑；人物可以加工，但得有真实的性格。比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他一开始想写鲁智深“轻松拔起柳树”，可转念一想：柳树的根那么深，再有力气也不可能轻松拔起。于是他加了细节：鲁智深先“把树周围的土挖松”，再“抱住树干，运足力气往上拔”，还加了句“树根带着泥土，哗啦一声就起来了”，让这段戏既夸张又真实。

为了验证这个细节，他还真去院子里试了试——拔一棵刚种的小柳树，结果不仅没拔起来，还摔了个屁股蹲。他摸着屁股笑了：“看来鲁智深的力气，还真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后来这段戏成了《水浒传》里的经典，读者都觉得“鲁智深真够猛”，却不知道施耐庵为了这段戏，还“亲自试镜”摔了一跤。

施耐庵“导戏”还特别会“选角”。108将里，每个好汉的性格都不一样：宋江“假仁假义”却有号召力，武松“刚直不阿”却有点固执，李逵“心直口快”却鲁莽，鲁智深“嫉恶如仇”却粗中有细。他给每个好汉设计“专属戏份”：给武松安排“打虎”“杀嫂”“醉打蒋门神”，突出他的“猛”；给鲁智深安排“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突出他的“义”；给李逵安排“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突出他的“愣”。

有次他写“李逵劫法场”，本来想写李逵“只杀官兵，不杀百姓”，可转念一想：李逵是个鲁莽的人，怎么可能分得清官兵和百姓？于是他改了细节：李逵“拿着板斧乱砍，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见人就杀”，还加了句“晁盖在后面喊‘别杀百姓’，可李逵根本听不见”。这个细节一加，李逵的“鲁莽”就活了——读者虽然觉得李逵太残忍，但也觉得“这才像李逵”。

施耐庵“导戏”还特别会“制造冲突”。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他先写林冲被发配到草料场，又冷又饿，以为能安稳过日子，结果陆谦等人来烧草料场，想害死他。林冲在山神庙里听到陆谦的阴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冲出去杀了陆谦等人，最后被逼上梁山。这段戏，有环境描写（大雪）、有心理描写（林冲的隐忍和爆发）、有动作描写（杀人），一波三折，看得人揪心。

写这段戏的时候，正好是冬天，江阴下了场大雪。施耐庵特意跑到外面，站在雪地里感受“寒风刺骨”的感觉，还把雪塞进衣服里，体验林冲“冷得发抖”的滋味。他在本子上记：“雪下得紧，风像刀子一样刮脸，草料场的草棚被风吹得晃，心里又冷又怕。”后来这些感受都写进了故事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水浒传》写了整整十年，期间施耐庵还收了个徒弟——罗贯中。罗贯中那会儿才二十多岁，也是个“水浒迷”，听说施耐庵在写《水浒传》，就专门跑来拜师。施耐庵见他聪明，又懂江湖故事，就让他当自己的“助理导演”——帮忙整理素材、修改细节。

有次两人争论“宋江该不该招安”，罗贯中说：“宋江是梁山老大，应该招安，让兄弟们有个好归宿。”施耐庵摇摇头：“你不懂江湖——梁山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跟官府是死对头，怎么可能真心招安？招安只会是悲剧。”后来施耐庵写“梁山招安”，果然写成了悲剧——李逵被宋江毒死，武松出家，林冲病死，让读者又难过又觉得“这才是真江湖”。

《水浒传》定稿那天，施耐庵请罗贯中喝了顿酒，指着稿子说：“我这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发过大财，但能把这些江湖好汉写出来，让他们活在纸上，我就满足了。”罗贯中看着稿子，说：“先生，您这哪是写故事，您是给梁山好汉拍了部‘大戏’，您就是‘梁山故事总导演’！”

“梁山故事总导演”这个雅号，就从那天起传开了。有人说：“施耐庵把零散的水浒故事，排成了一部‘长篇连续剧’，每个好汉都是主角，每个桥段都是名场面。”这个雅号，既幽默又精准，一下子就把施耐庵的特点说透了——他不是简单地“记录故事”，而是“编排了一个完整的梁山世界”。

第四章 细节控的“导演操守”：为一壶酒较真半年

成为“梁山故事总导演”后，施耐庵没闲着，反而更“较真”了——他要给《水浒传》“打磨细节”，小到好汉喝的酒、用的刀，大到梁山的布局、官府的规矩，都要“符合宋朝的样子”。有人说他“太固执”，可他却说：“细节是‘戏’的魂，魂要是没了，戏就成了空架子。”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他为“宋朝的酒价”较真了半年。一开始，他在《水浒传》里写“武松在景阳冈喝了十八碗酒，给了店家五两银子”，罗贯中看了说：“先生，五两银子太多了，宋朝的米酒很便宜，十八碗酒顶多值五十文钱。”施耐庵一听，心里犯嘀咕：自己没查过宋朝的酒价，会不会真写错了？

于是他开始“考证酒价”——先是找江阴的老秀才，问他们宋朝的银子和铜钱怎么换算；再去苏州的书坊，查宋朝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里面记载“宋朝的米酒，每碗五文钱，十八碗就是九十文，一两银子能换一千文，五两银子确实太多了”。

可他还不满足，又专门去了一趟河南开封——宋朝的都城，找当地的老人打听“宋朝的酒价”。有个老人说：“我爷爷说过，宋朝的百姓喝的米酒，叫‘村酒’，每碗三到五文钱；有钱人喝的好酒，叫‘官酒’，每碗十几文钱。武松是个好汉，喝的应该是‘村酒’，十八碗顶多一百文。”

施耐庵听完，赶紧改了稿子，把“五两银子”改成了“一百文钱”，还加了句“店家接过钱，笑着说‘客官真是爽快人’”——既符合宋朝的酒价，又突出了武松的“大方”。后来有学者说：“施耐庵写的酒价，跟宋朝的史料完全吻合，可见他多较真。”

施耐庵对“兵器细节”也很较真。他写“杨志卖刀”，一开始写杨志的刀“能砍铁如泥”，可后来他查了宋朝的兵器资料，发现宋朝的刀大多是“朴刀”，虽然锋利，但砍不了铁。于是他改了细节，写杨志的刀“能砍断铜钱”，还加了段“杨志拿出一枚铜钱，刀一晃，铜钱就断成了两半”——既突出了刀的锋利，又符合宋朝的兵器特点。

为了验证这个细节，他还专门找了个铁匠，打了一把宋朝样式的朴刀，然后用刀砍铜钱。结果朴刀真的把铜钱砍断了，铁匠说：“宋朝的朴刀虽然不如现在的刀锋利，但砍铜钱还是能做到的，只要力气够大。”施耐庵高兴得像个孩子，赶紧把这个结果记在本子上，说：“看来杨志的刀，还真能砍断铜钱！”

施耐庵对“江湖规矩”也很较真。他写“武松醉打蒋门神”，里面有个细节：武松要求蒋门神“把快活林还给施恩，再请施恩吃顿酒，当众赔罪”。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加‘请吃酒、赔罪’的细节？直接打一顿不就行了？”施耐庵说：“你不懂江湖规矩——江湖人讲究‘面子’，蒋门神抢了施恩的快活林，不仅要还回来，还得当众赔罪，才能让施恩找回面子，这才是真江湖。”

为了弄清楚江湖规矩，他还专门找了个退休的老镖师，跟他学“江湖黑话”“绿林规矩”。老镖师跟他说：“江湖人见面要‘拱手’，不能‘握手’；别人帮了忙，要‘请吃酒’，不能‘送钱’；抢了别人的东西，要‘还回去，再赔罪’，不然会被人笑话‘不懂规矩’。”这些规矩后来都写进了《水浒传》里，让梁山好汉更“接地气”。

还有一次，他写“鲁智深大闹野猪林”，里面有个细节：鲁智深在野猪林里，用禅杖把薛霸、董超的棍子打断了。有人说：“禅杖是和尚用的，怎么能打人？”施耐庵说：“宋朝的禅杖分两种，一种是和尚念经用的‘细禅杖’，一种是武僧用的‘粗禅杖’，鲁智深是武僧，用的是粗禅杖，能打人也能打兵器。”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去了江阴的一座古寺，找老和尚看宋朝的禅杖。老和尚拿出一根保存完好的粗禅杖，说：“这根禅杖重六十斤，是宋朝武僧用来防身的，能打能挡，比棍子还厉害。”施耐庵摸着禅杖，说：“看来鲁智深用禅杖打断棍子，是真的能做到！”

有人问施耐庵：“你这么较真，不累吗？”他笑着说：“累啊，但看到读者说‘这段写得像真的一样’，就觉得值了。我是‘梁山故事总导演’，要是细节出了错，那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

这种“较真”，也让《水浒传》成了“经得起推敲”的经典。后来的读者，不管是看故事，还是学历史，都爱读《水浒传》——因为里面的细节太真实了，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而施耐庵这个“细节控导演”，也成了后世作家的“榜样”——写故事，不光要会编，还得会“较真”。

第五章 江湖Ip“奠基人”：从说书棚火到千年后

《水浒传》定稿后，施耐庵找了个书坊（古代的印刷厂）印书。书坊老板一开始不愿意，说：“施先生，现在天下大乱，谁还有心思读江湖故事啊？印出来怕是卖不出去。”施耐庵拍着胸脯说：“你放心，只要印出来，肯定有人买——要是卖不出去，我自己包了！”

结果书一印出来，就被抢疯了。茶馆的说书人最先买，因为里面的故事比他们自己编的还精彩，细节还多；江湖上的镖师也买，说要“学梁山好汉的义气”；甚至连官府的小吏都偷偷买，说“看看江湖人是怎么跟官府作对的”。书坊老板又惊又喜，赶紧加印了好几次，还跟施耐庵说：“施先生，你这书比《三国演义》还卖得好，你可真是个‘写书天才’！”

施耐庵却不觉得自己是“天才”，他说：“我只是把大家爱听的江湖故事，整理成了一本书而已。”可他没想到，《水浒传》不仅在当时火了，还成了“千年顶流Ip”——从明朝到现在，不管是说书、唱戏、写小说，还是拍电影、电视剧、做游戏，都离不开“水浒”，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他写的《水浒传》。

先说“戏曲”。明朝的时候，“水浒戏”就成了最火的戏种，不管是京剧、昆曲，还是地方戏，都有“水浒戏”。比如京剧里的《野猪林》《武松打虎》《李逵探母》，全是从《水浒传》里来的。戏班里的演员，要是不会演“水浒戏”，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名角”。有次施耐庵去看戏，看到演员演“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还特意加了段“鲁智深把镇关西的肉切成臊子”的动作，觉得比自己写的还精彩，忍不住鼓掌叫好。

到了清朝，“水浒戏”更火了。乾隆皇帝都爱听“水浒戏”，还让宫里的戏班专门演《水浒传》里的故事。有个戏班为了讨好乾隆，还把《水浒传》里的“李逵杀四虎”改成了“李逵活捉老虎”，结果乾隆说：“不对！施耐庵写的‘李逵杀四虎’，是为了报仇，杀得痛快，改了就没那股劲了——还是按原着演！”你看，连皇帝都成了《水浒传》的“忠实观众”，还得按施耐庵的“剧本”来。

再说“小说”。明清的时候，很多作家都模仿施耐庵，写“江湖小说”，比如《三侠五义》《小五义》《说唐》，全是跟着《水浒传》的“套路”来的——既有江湖义气，又有英雄人物，还有精彩的打斗。有个作家写《三侠五义》的时候，还专门去找施耐庵的后人，想“借鉴”《水浒传》的写作技巧。施耐庵的后人笑着说：“我爷爷说了，写江湖小说，关键是‘人要活，戏要真’，还得有‘江湖气’——你要是能做到这两点，就能写好。”

到了近代，《水浒传》又成了“影视Ip”。1998年的电视剧《水浒传》，几乎是按《水浒传》原着拍的，播出后火遍全国，“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的主题曲，连三岁小孩都会唱。后来拍的《新水浒传》《武松》等电影、电视剧，也都是以《水浒传》为“蓝本”。有次导演拍《武松》，还专门研究《水浒传》里的“武松杀嫂”细节，说：“施耐庵写的‘武松杀嫂’太真实了，武松的愤怒、潘金莲的害怕，都得演出来，不能让观众失望。”

现在更不用说了，“水浒Ip”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里的《水浒传》游戏，里面的英雄人物全是从《水浒传》里来的；街上的“水浒主题餐厅”，菜单上都写着“智深肉臊子面”“武松打虎酒”；甚至连小朋友看的动画片，都有《水浒传》的改编版。有人说：“现在的人，就算没读过《水浒传》，也肯定知道‘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就是施耐庵的‘魔力’。”

施耐庵要是知道自己写的《水浒传》这么火，肯定会笑着说：“我只是个‘梁山故事总导演’，没想到这个‘剧组’能火一千年。”而他这个“江湖Ip奠基人”的雅号，也越来越多人知道——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施耐庵，就没有现在这么精彩的“水浒世界”。

第六章 幕后“总导演”的晚年：改稿到最后一刻

施耐庵晚年的时候，搬到了江苏兴化老家——他出生的地方。那会儿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但还是天天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修改《水浒传》的稿子。他总觉得《水浒传》还有“改进空间”，比如某个好汉的性格不够鲜明，某段打斗的细节不够精彩，都要改一改。

他改稿的时候，还是老习惯，旁边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一本是他的“素材本”。有次邻居家的小孩问他：“施爷爷，你都写好了，为什么还要改啊？”施耐庵笑着说：“就像你画画，画完了要涂颜色，颜色涂得好看，画才漂亮——我写《水浒传》也一样，改一遍，好汉就更活一点，故事就更好看一点。”

他晚年改得最多的，是“李逵的性格”。一开始，他写李逵“只会杀人，没什么脑子”，后来觉得太单薄，就加了段“李逵探母”的细节：李逵想起在老家的母亲，就请假回沂州，想把母亲接到梁山。路上母亲口渴，李逵去给母亲找水，回来发现母亲被老虎吃了，李逵悲痛欲绝，杀了四只老虎。这段细节一加，李逵的形象就丰满了——不光有“鲁莽”，还有“孝顺”，让读者又喜欢又心疼。

有次罗贯中来看他，看到这段修改，说：“先生，您这段写得太好了，李逵一下子就活了！”施耐庵摇摇头：“还不够——江湖好汉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不能只写他们的‘猛’，还要写他们的‘真’。”

施耐庵晚年还做了件“大事”——他把《水浒传》的“版本”定了下来。之前《水浒传》有好几个版本，有的加了“民间传说”，有的删了“悲剧结局”，乱得很。施耐庵花了两年时间，把这些版本整理了一遍，去粗取精，最后定了个“最全版本”，还写了篇《序》，说：“吾作《水浒传》，非为歌颂暴力，非为宣扬反叛，实为记录江湖之真、好汉之义——愿后人读之，知江湖之险，懂人性之真。”

洪武三年（1370年），施耐庵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他去世前，把《水浒传》的手稿交给了罗贯中，说：“我死之后，你要把这本书好好传下去，别让它丢了——要是有人想改，就让他们改，但别改‘江湖之真、好汉之义’，这是《水浒传》的‘魂’。”

罗贯中没辜负他的期望，把《水浒传》的手稿好好保存了下来，还传给了后人。后来《水浒传》越来越火，成了“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一，跟《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齐名。有人说：“《水浒传》是‘四大名着’里最‘江湖’的，因为它写的是普通人的反抗，讲的是最朴素的义气，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看懂，都能喜欢。”

现在，如果你去江苏兴化，还能看到“施耐庵故居”，里面有他当年写作用的石桌、笔砚，还有他整理的《水浒传》手稿复制品。故居的院子里，还有一棵老槐树，据说就是施耐庵当年改稿时坐的那棵——虽然树已经老了，但每年春天还是会开花，就像施耐庵写的《水浒传》一样，虽然过了几百年，还是会“开花结果”，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有人说，施耐庵是“最被低估的作家”，因为他写的《水浒传》太火了，反而没人记住他这个“导演”；也有人说，施耐庵是“最成功的‘总导演’”，因为他拍的“梁山大戏”，比任何“Ip”都火，都持久。不管怎么说，施耐庵用自己的笔，把江湖好汉写成了“传世经典”，把“义气”二字刻进了中国人的心里。

他的雅号“梁山故事总导演”，不仅是对他的幽默调侃，更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因为他不仅写了一本《水浒传》，还创造了一个“梁山世界”，而这个世界，还会继续火下去，继续影响更多的人。毕竟，能把江湖故事拍成“千年热剧”的人，不多，施耐庵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