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99章 谭嗣同

剑与笔的狂歌：谭嗣同的热血与“非主流”人生

第一章 不按常理出牌的“官二代”：少年谭嗣同的“叛逆养成记”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种“破罐子还没彻底破，但裂纹已经爬满全身”的尴尬境地。鸦片战争的硝烟刚散，太平天国的烽火又歇，清廷的官员们一边抱着“天朝上国”的残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洋枪洋炮的现实。就在这样一个新旧撕扯的年份——1865年，湖南浏阳的谭家大院里，一个男婴的啼哭打破了午后的沉寂。

这个男婴就是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是后来官至湖北巡抚的“封疆大吏”，标准的“高干家庭”出身。按照常理，这样的家庭会把孩子往“科举状元”的路子上猛推：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四书，七岁写八股，十几岁考秀才，一路打怪升级成朝廷栋梁。但谭嗣同的人生剧本，从一开始就没按“常理”走。

谭嗣同的童年，堪称“多灾多难版的逆袭起点”。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徐氏就带着他和兄长去北京投奔父亲，结果路上遭遇瘟疫，兄长和母亲先后病逝。年仅五岁的谭嗣同跟着父亲回京，没过几年，父亲续弦，继母刘氏对他算不上刻薄，但也绝无温情。用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这种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反倒养出了他骨子里的“野劲儿”——别人规规矩矩学写字，他偷偷跑去看江湖艺人练剑；别人摇头晃脑背《论语》，他捧着《水浒传》看得热血沸腾。

父亲谭继洵是个典型的“老派官僚”，一辈子谨小慎微，最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看儿子整天“不务正业”，老谭头急得跳脚，硬把谭嗣同按在书桌前，请来当地有名的塾师授课。可谭嗣同是个“顺毛驴”，越逼越叛逆。塾师讲“君为臣纲”，他就插一句“君若不君，臣何以臣？”；塾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立马反驳“班昭续汉书，难道也是无才？”气得塾师换了一个又一个，都直呼“此子不可教也”。

不过，谭嗣同虽然叛逆，却不是“学渣”。他脑子转得快，记性还好，只是不屑于学那些“之乎者也”的八股文。12岁那年，他拜了当地一位叫欧阳中鹄的学者为师。欧阳中鹄可不是一般的塾师，他思想开明，不仅教经书，还教算学、地理，甚至会跟学生聊“西洋诸国何以强”。这下可算对上了谭嗣同的胃口，他每天抱着书读到深夜，有时候还会跟老师争论到天亮。欧阳中鹄后来回忆说：“嗣同少年时，便有‘为天地立心’之志，其狂其智，异于常人。”

除了读书，谭嗣同还有个更“非主流”的爱好——练剑。他觉得“文人只会舞文弄墨，遇乱世则束手无策”，所以非要学一身武艺。父亲不允许，他就偷偷攒钱，找了个江湖上的武师偷偷学艺。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扎马步、耍长剑，练得浑身是伤也不喊疼。后来他游历各地，还专门去拜访过有名的剑客，甚至跟人比过剑，虽然没成为“武林高手”，但一身侠气倒是练了出来。多年后，他在诗里写“剑胆琴心谁可语”，这“剑胆”二字，可不是凭空来的。

1877年，12岁的谭嗣同遭遇了人生中又一场大难——北京爆发了一场特大瘟疫。他不幸被传染，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家里人都以为他没救了，甚至已经准备了棺材。结果第四天，他居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这场大病让他捡回一条命，也让他对“生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壮飞”，大概就是觉得“死过一次，更要活得轰轰烈烈”。

少年时期的谭嗣同，就像一棵长在石缝里的树，没人给他规定生长方向，他就朝着阳光拼命钻。他不读死书，不慕虚名，爱剑爱书更爱自由。谁也没想到，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官二代，将来会用自己的生命，给那个死气沉沉的时代，划开一道刺眼的光芒。

第二章 仗剑走天涯：在山河破碎中找答案

1884年，19岁的谭嗣同做出了一个让父亲谭继洵大跌眼镜的决定：放弃科举备考，出门“游天下”。

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要知道，“科举取士”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正途”，像谭家这样的官宦家庭，更是把科举看得比命还重。谭继洵气得拍桌子：“你不考功名，将来如何立身？如何光耀门楣？”谭嗣同却梗着脖子反驳：“如今国家都快亡了，还谈什么光耀门楣？我要去看看这天下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

最终，谭继洵拗不过儿子，只能给了他一笔钱，放他出门。就这样，谭嗣同背着一把剑、几本书，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漫游生涯”。这十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从直隶到甘肃，从陕西到河南，从湖北到江苏，走了不下十六个省，行程超过三万里。

这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不是游山玩水。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中法战争的惨败，割地赔款的消息不断传来，民间更是民不聊生。谭嗣同每到一个地方，都不往官府里钻，反而专找农民、工匠、商贩聊天，看他们怎么生活，听他们怎么抱怨。

在甘肃，他看到官府为了搜刮军饷，把农民的粮食抢得一干二净，老百姓只能挖草根、吃树皮；在陕西，他碰到一群破产的手工业者，哭诉洋人的机器织出来的布又好又便宜，自己的土布根本卖不出去，只能流落街头；在江苏，他亲眼目睹外**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却只能站在岸边眼睁睁看着，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些景象像一把把刀子，扎在谭嗣同的心上。他以前在书里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觉得是文人的夸张，现在才知道，现实比书本残酷一百倍。有一次，他在河南乡下碰到一个老人，老人告诉他：“俺们不怕穷，就怕洋人来抢，官府来逼。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谭嗣同听了，当场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老人，转身就对着黄河大哭了一场。

十年漫游，谭嗣同不仅看到了山河破碎，也找到了问题的“病根”。他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不仅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更因为“思想太僵化”“制度太腐朽”。那些当官的要么像他父亲那样“明哲保身”，要么贪赃枉法，根本没人真心为国家着想；老百姓要么被“愚民政策”弄得麻木不仁，要么敢怒不敢言。要救中国，光靠“练剑”不行，光靠“读书”也不行，必须得“变法”——变思想，变制度，变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

在漫游的过程中，谭嗣同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后来成为维新派骨干的唐才常，两人一见如故，天天在一起聊国家大事，还约定“将来若有变故，必同生死，共进退”。还有一位叫涂启先的学者，给谭嗣同推荐了很多“西学”书籍，比如《万国公法》《天演论》（当时还没正式出版，只有手抄本）。谭嗣同第一次知道，原来外国不仅有洋枪洋炮，还有“民权”“民主”这样的新鲜玩意儿，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想法。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消息传到谭嗣同耳朵里时，他正在湖南老家。当他听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要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赔偿两亿两白银时，气得当场砸碎了自己心爱的剑鞘。他在给唐才常的信里写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那种绝望和愤怒，几乎要从纸上溢出来。

这一年，谭嗣同已经30岁了。十年漫游的热血和激情，在《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彻底爆发。他知道，“空谈救国”没用了，必须“实干”。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涯，回到家乡，开始着手做一件“大事”——办学校，开学会，传播维新思想，为变法培养人才。

从“仗剑走天涯”的浪子，到“立志救中国”的志士，十年时光，谭嗣同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蜕变。他脚下的路，从山河大地，走到了“变法维新”的前沿。而这条路，注定比漫游更凶险，也更壮烈。

第三章 湖南风云：变法试验田的“操盘手”

1895年，谭嗣同回到湖南浏阳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旧的，立新的”。

当时的湖南，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科举还是“硬通货”，私塾里教的还是八股文，老百姓对“西学”“变法”这些词，要么听不懂，要么觉得是“异端邪说”。谭嗣同知道，要改变这种局面，得先从“教育”下手——只有让更多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变法才有基础。

他首先盯上的是浏阳的“南台书院”。这是当地最有名的书院，但教的全是老一套。谭嗣同找到书院的山长（校长），提出要“改革课程”，加开算学、格致（物理化学）、外语这些“新科目”。山长当场就翻脸了：“书院是培养圣贤的地方，学那些洋玩意儿有什么用？你这是败坏学风！”

软的不行来硬的。谭嗣同干脆联合唐才常等几个朋友，自己凑钱，在浏阳办了一所“算学馆”。这可是湖南第一所专门教“西学”的学校，消息一传开，立马炸了锅。保守派骂他们“崇洋媚外”“离经叛道”，甚至有人扬言要砸了算学馆。谭嗣同毫不畏惧，每天亲自去算学馆讲课，还拿着算筹、罗盘给学生演示，跟保守派公开辩论：“洋人能造火车、轮船，靠的就是算学；我们要造枪炮、修铁路，不学算学行吗？”

渐渐地，算学馆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浏阳的学生来报名，连附近州县的人都慕名而来。谭嗣同趁热打铁，又办了一份《湘学报》，专门刊登介绍西学、谈论变法的文章。他自己也经常撰稿，文章写得锋芒毕露，比如在《论中国之存亡》里，他直接骂清廷“昏庸无能”，呼吁“开民智、兴民权”。这份报纸销量一路飙升，连湖北、江西的人都争相订阅。

1897年，一个“大靠山”来了——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清廷里少有的“开明官”，他早就听说了谭嗣同的名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谭嗣同“共谋大事”。两人一见如故，陈宝箴拍着谭嗣同的肩膀说：“湖南就交给你折腾了，我给你撑腰！”

有了巡抚的支持，谭嗣同的变法步伐迈得更大了。他牵头成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来当总教习，专门培养维新人才。这所学堂简直是“叛逆集中营”：教材用的是西学着作，课堂上可以骂皇帝、批孔子，学生们还组织了“南学会”，每周开辩论会，聊的全是“如何变法”“如何民权”。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时务学堂的学生，个个都像小老虎，眼里全是救国的光。”

除了教育，谭嗣同还在湖南搞起了“实业改革”。他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变法就是空谈。于是，他联合当地士绅，创办了“湖南内河小轮船公司”，开通了长沙到汉口的航线；还办了“矿务总局”，开采湖南的煤、铁矿产；甚至建了“电报局”，让湖南跟外界的联系更快捷。这些举措不仅赚了钱，还让湖南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变法的好处”——以前从长沙到汉口要走半个月，现在坐轮船只要三天；以前挖矿靠人力，现在用机器，效率翻了十倍。

不过，变法越成功，谭嗣同得罪的人就越多。保守派恨他恨得牙痒痒，背地里骂他“谭疯子”，还编了顺口溜：“谭嗣同，瞎折腾，毁祖宗，害百姓。”有一次，一群保守派文人聚集在岳麓书院，要跟谭嗣同“论战”。谭嗣同单枪匹马赴会，面对几十人的围攻，他舌战群儒，把保守派的论点一个个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一个老秀才气得发抖：“你就不怕遭天谴吗？”谭嗣同冷笑一声：“若能救中国，天谴又何妨？”

这场“岳麓论战”让谭嗣同的名声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光绪皇帝的耳朵里。光绪帝当时正想搞变法，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手，听说湖南有个“谭嗣同”搞得风生水起，立马下旨，召谭嗣同进京。

1898年6月，谭嗣同接到圣旨时，正在时务学堂给学生讲课。他放下课本，对学生们说：“朝廷召我进京，这是变法的好机会。我此去，若成，必带大家共兴中华；若败，便以我血醒国人。”学生们哭着挽留，谭嗣同却笑着挥挥手，背上那把伴随他多年的剑，踏上了北上的路。

他不知道的是，北京等待他的，不是变法成功的荣光，而是一个万丈深渊。但他更不知道的是，他在湖南播下的变法种子，后来会长成参天大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第四章 京华惊变：百日维新里的“拼命三郎”

1898年7月，谭嗣同抵达北京。刚一进城，他就感受到了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氛围。

一方面，光绪皇帝对维新派充满期待。谭嗣同进京第三天，就被光绪召见。光绪帝虽然只有27岁，但常年被慈禧太后压制，早就想通过变法夺回权力，振兴国家。他见到谭嗣同，开门见山就问：“湖南变法，你做得很好。如今全国变法，该从何处下手？”

谭嗣同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一口气说了三条：“第一，废八股，改科举，让读书人学有用的东西；第二，裁冗官，撤没用的衙门，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练新军，造新枪，强兵才能强国。”光绪帝听得频频点头，当场任命谭嗣同为“军机章京上行走”，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秘书”，直接参与变法事宜，官阶虽然不高，但权力不小。

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谭嗣同激动得几晚没睡着觉。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变法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当时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但康有为擅长“顶层设计”，梁启超擅长“宣传鼓动”，真正“干脏活累活”的，是谭嗣同。

他每天天不亮就进宫，帮光绪帝起草诏书；白天跟其他维新派大臣商量变法细节，还要应对保守派的刁难；晚上回到住处，还要批改各地寄来的变法奏折，经常忙到后半夜。有一次，他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累得在书桌前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诏书。梁启超劝他休息，他却说：“变法如救火，多睡一分钟，国家就多一分危险。”

在谭嗣同的推动下，光绪帝在短短一百天里，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冗余衙门；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训练新式陆军……这些举措像一阵狂风，刮得清廷的保守势力坐立不安。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维新派太急了，急到“欲速则不达”。比如“裁冗官”，一下子要撤掉那么多衙门，让几千个官员丢了饭碗，这些人自然把维新派恨之入骨；“废除八股”，断了无数读书人的“科举梦”，他们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更要命的是，维新派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核心利益——权力。

慈禧太后虽然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但朝廷的实权还在她手里。她一开始对变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只要不碰她的权力，随便光绪怎么折腾。可当光绪帝要撤掉她的亲信、任命维新派掌握兵权时，慈禧太后终于坐不住了。她暗中联络荣禄、刚毅等保守派大臣，准备发动政变，废掉光绪，终止变法。

1898年9月，风声越来越紧。荣禄调动军队，把北京城围了起来；保守派大臣纷纷上书慈禧，弹劾维新派“谋逆”。光绪帝慌了，他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下了一道密诏，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让他们赶紧想办法。

维新派这下彻底慌了神。康有为提议“找外国公使帮忙”，结果外国公使根本不愿插手；梁启超提议“南下湖南，起兵勤王”，可远水救不了近火。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谭嗣同站了出来，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找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北洋新军的统领，手里握着一支七千多人的精锐部队，而且他以前也说过“支持变法”的话。谭嗣同觉得，只要能说动袁世凯起兵，杀了荣禄，包围颐和园，逼慈禧交权，变法就能保住。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只身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处——法华寺。他开门见山，把光绪的密诏递给袁世凯，说：“如今皇上有难，只有你能救。如果你愿意起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将来你就是再造社稷的功臣；如果你不愿意，就把我绑了交给慈禧，你也能升官发财。”

袁世凯看着谭嗣同眼里的血丝，当场拍着胸脯保证：“大人放心，我袁世凯深受皇恩，必当以死相报！等我回到天津，立马起兵！”谭嗣同信了，他紧紧握着袁世凯的手，说：“天下安危，在此一举！”

可谭嗣同没想到，他信错了人。袁世凯表面答应，转头就连夜赶回天津，把一切都告诉了荣禄。荣禄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了密。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大批军队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直接闯进光绪帝的寝宫，把光绪帝软禁了起来。随后，她下旨废除所有变法诏书，通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大臣。史称“戊戌政变”。

这一天，谭嗣同正在军机处起草诏书，听到政变的消息后，他没有逃跑，而是平静地把诏书收好，回到了住处。朋友们劝他赶紧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谭嗣同却摇了摇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要做那个“流血的人”，用自己的命，唤醒沉睡的国人。

第五章 狱中题壁：“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绝唱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被捕了。

抓捕他的那天，他正在住处整理自己的着作《仁学》。听到敲门声，他知道是官兵来了，却没有躲藏，反而把《仁学》的手稿交给仆人，说：“这书比我的命重要，一定要传出去。”然后，他整了整衣服，打开门，平静地对官兵说：“我就是谭嗣同，跟你们走。”

谭嗣同被关进了刑部大牢。这牢里阴暗潮湿，到处是老鼠和蟑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跟他以前住的官宦大院简直是天壤之别。但谭嗣同却一点也不狼狈，他每天在牢里来回踱步，时而吟诗作赋，时而放声大笑，把牢房当成了自己的“书房”。

有狱卒问他：“你都快死了，还笑什么？”谭嗣同回答：“我笑那些保守派，以为杀了我就能阻止变法？他们错了，我死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站出来！”

几天后，他的朋友唐才常买通狱卒，来看他最后一面。唐才常抱着他哭，说：“我对不起你，没能救你。”谭嗣同却笑着安慰他：“别哭，我死得其所。你要好好活着，把变法的事业继续下去。”临走前，谭嗣同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里的“张俭”和“杜根”，都是东汉时期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迫逃亡或被害的忠臣，谭嗣同用他们自比，表达了自己“宁死不屈”的气节；而“两昆仑”，一说是指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当时已经逃亡海外），一说是指他自己和那些为变法牺牲的人，不管哪种说法，都充满了“虽死犹荣”的豪迈。

9月28日，慈禧太后下旨，将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斩立决”，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戊戌六君子”。

行刑的地点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那天，菜市口挤满了人，有来看热闹的，有骂他们“乱臣贼子”的，也有偷偷流泪的。当“六君子”被押到刑场时，谭嗣同站得笔直，他看着围观的人群，大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这十六个字，像一声惊雷，炸响在菜市口的上空。围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有些人低下了头，有些人偷偷抹起了眼泪。

刽子手举起了大刀，谭嗣同闭上眼睛，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带着一丝微笑。刀落下的那一刻，鲜血染红了刑场的土地，也染红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谭嗣同死的时候，只有33岁。他的父亲谭继洵因为“教子无方”，被清廷革职查办，遣送回原籍。当谭继洵收到儿子的死讯时，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拿出谭嗣同少年时练剑的剑鞘，摩挲了很久，说了一句：“这孩子，终究还是走了自己的路。”

谭嗣同的尸体，是他的朋友唐才常偷偷收殓的。后来，唐才常按照谭嗣同的遗愿，把他的灵柩运回了湖南浏阳，葬在了城外的石山下。墓碑上，刻着谭嗣同自己写的墓志铭：“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第六章 血沃中原：他的死，唤醒了一个时代

谭嗣同死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

在他牺牲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他“流血救国”的意义。以前，很多人觉得“变法”是“文人的空谈”，可当他们看到谭嗣同为了变法，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时，他们才意识到，变法不是“闹着玩”，而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的着作《仁学》，在他死后被朋友们整理出版。这本书里，谭嗣同大胆地批判封建礼教，呼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简直是一本“反封建的宣言书”。当时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本《仁学》，他们读着“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读着“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心里的革命火种被彻底点燃。

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就是受谭嗣同影响的人之一。孙中山早年其实也想过“变法维新”，但戊戌政变后，他看到谭嗣同的牺牲，才明白“清廷根本不可能真心变法”，于是毅然走上了“革命推翻清廷”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谭嗣同之死，让我看清了清廷的真面目，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也都深受谭嗣同的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文章说：“谭嗣同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为思想自由而牺牲的人，他的精神，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李大钊更是直接说：“谭嗣同的血，是浇灌中国新文化之花的甘露。”

就连谭嗣同当年在湖南办的时务学堂、南学会，也成了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他的学生里，很多人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比如蔡锷将军，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后来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在誓师大会上说：“我之所以敢起兵，就是因为谭嗣同先生教会我‘为国牺牲，在所不辞’。”

除了思想上的影响，谭嗣同的“侠气”和“骨气”，也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符号。“我自横刀向天笑”这句话，成了无数仁人志士在危难时刻的“座右铭”。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爱国将士在奔赴战场前，都会写下这句话，表达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这句话也被写进课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谭嗣同当年在湖南搞的变法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也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他办的内河轮船公司、矿务总局，后来被民族资本家接手，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雏形”；他办的学堂，后来发展成了湖南大学，成了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可以说，谭嗣同当年播下的种子，后来都结出了果实。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谭嗣同的名字，依然被中国人铭记。他的墓在湖南浏阳，每年都有无数人去凭吊；他的故居被改成了纪念馆，里面的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他“为变法而死”的壮烈；他的诗句，被一遍遍传诵，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人的绝唱。

有人说，谭嗣同是个“悲剧英雄”，因为他的变法失败了，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其实，谭嗣同一点也不“悲剧”——他用自己的死，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点燃了中国近代化的火种。他的精神，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

正如他自己所说：“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的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的血，沃肥了中原的土地，让自由、民主、富强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就是谭嗣同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