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扛事情,就像橡皮筋,拉一拉,能弹回去;总拉着,时间长了,就会失去弹性;要是再猛地一使劲,可能“啪”一声,就断了。企业团队也一样,顺境时,大家劲往一处使,橡皮筋绷得紧紧的,很有力。可要是一直处在那种要断不断的极限状态,今天给点希望,明天又彻底打碎,反复折腾几年,再结实的皮筋,也受不了了。
SUDU扛过了2020年的猝死打击,熬过了2021年的反复折磨,跌跌撞撞,来到了2022年的门口。账上的钱,像快要滴完的输液瓶,看得见底了。外面的疫情,还是那样,一会儿松点,一会儿紧点,没个准谱。业务呢,半死不活,全靠之前那点家底和零星清仓吊着一口气。
这种“要死不断气”的状态,最熬人。
真正的危机,往往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从内部开始烂的。2022年刚开年,那种压抑已久的疲惫和绝望,终于像地下水一样,渗了出来,开始腐蚀SUDU最核心的基石——人心。
最先感觉到不对劲的,是我。那段时间,开线上会,气氛明显不对。以前虽然难,但讨论问题时,大家还会争,会吵,说明还有心气儿。可今年开春的几次会,变得死气沉沉。布置任务,回应的人少了,应的声音也拖着长音,有气无力。以前抢着发言的刘春宇,现在经常盯着摄像头走神。连最活跃的吴永浪,话也少了。
一种不好的预感,像冬天的阴冷,一点点钻进我心里。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一天晚上,十点多了,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林夕。设计总监,公司的灵魂人物之一,跟着我干了快十年了。她很少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我接起来,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传来林夕带着哭腔、又极力压抑的声音:
“汪哥……我……我可能干不下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中了。但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林夕,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我妈住院了,老家那边。情况不太好……孩子今年要幼升小,他爸常年在外地,就我一个人……我……我实在扛不住了。”她的声音在发抖,“公司现在这样,我看不到头。每天睁开眼,就是各种糟心事。我……我想回老家陪我妈一段时间,也管管孩子。对不住,汪哥,我知道这时候说这个……”
她没再说下去,但意思我懂了。不是对公司有意见,是生活和她个人的那根弦,先绷断了。疫情这三年,压垮她的,不光是公司的困境,更是每个中年人都要面对的一地鸡毛。我能说什么?我能说“公司需要你,你再坚持一下”吗?我说不出口。
刚挂断林夕的电话,没一会儿,钟旭的微信消息又弹出来了。钟旭是技术负责人,平时话最少,但做事最稳。他的消息很简短,但分量极重:
“汪总,睡了吗?有个事想跟您说一下。深圳那边有家公司,做跨境电商的,给我发了Offer,薪资是现在的两倍。他们业务没受疫情影响,发展很快。我……有点心动。家里压力也大。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盯着屏幕,半天没动。林夕是家庭所迫,钟旭则是看到了更好的出路。这不能怪他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经地义。连钟旭这样最沉得住气的老人都动了心思,其他人呢?
那一夜,我彻底失眠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林夕要是走了,SUDU的设计魂就没了。钟旭要是走了,我们刚有点起色的线上系统和数据中台,立马瘫痪。这就像一个重病人,本来就在ICU吊着命,现在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同时说要辞职。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示范效应”。核心团队里,只要有一个人先走,就会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动摇的是整个军心。其他人会想:“连XX都要走了,看来公司是真没希望了。”“我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找条后路了?”
团队,面临的是解散的危机。这比业务瘫痪、资金断裂更致命。业务没了可以再找,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这帮凝聚了十年心血的核心团队散了,SUDU就真的完了,连魂都没了。
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止血!必须把大家快要散掉的心,重新箍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没像往常一样先布置工作。而是在核心12人的群里,发了一个紧急会议通知:“所有人,上午十点,线上视频会。不准请假。议题只有一个:SUDU的未来,和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十点整,12个小方块出现在屏幕上。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有疲惫,有迷茫,有愧疚,也有期待。大家都知道,这场会,躲不过去了。
我没绕任何弯子,开门见山,语气沉重但直接:
“兄弟们,姐妹们。今天这个会,不是工作会,是交心会。咱们关起门来说自家话。”
我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个摄像头,仿佛想看到屏幕后每个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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