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忘川郡 第53章 长安觅典 律藏深宫

《唐律疏议》，并非单一法典，实为大唐律典与其权威解释的合称，其本身便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定型的过程。最初，在唐高宗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李积等人奉敕编撰，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永徽律》，共十二篇，五百条。随即，高宗因“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下诏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解释，阐明法理，辨析疑难，撰成《律疏》三十卷，与律文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后世尊为《唐律疏议》之始。其“疏议”部分，不仅解释律文，更引经据典，阐述立法宗旨、法律原则、概念界定乃至历史沿革，将儒家经义与法律条文紧密结合，形成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鲜明特色，体系严谨，逻辑周密，堪称古代立法的典范。

至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关系更趋复杂，又对《永徽律疏》进行了局部修订和刊定，形成了《开元律》及相应的《开元律疏》。二者一脉相承，但《开元律疏》在部分律文的解释和适用上更为精炼，更贴合开元时代的实际。正因有此前后相继、略有差异的两个主要版本，且皆非民间可随意刊印流通之物，才导致了忘川三世楼收录时的困难与遗漏——并非未收，而是难以确定收录哪个版本更为妥帖，或是在浩瀚时空中未能及时获取最完整的本子。

谢珩此番穿梭，乾坤镜锚定的，正是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的长安城。

一步踏出时空涟漪，喧嚣鼎沸的人声、车马声、以及各种鲜活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与明代北京的沉稳、离恨天的玄妙截然不同。此刻正值午后，春日阳光暖融融地洒在宽阔笔直的朱雀大街上。街道宽度远超谢珩之前见过的任何都市，足以容纳数十匹马并辔而行，地面以黄土夯实，洒水净街，显得颇为整洁。两旁槐树、榆树新绿初绽，投下斑驳光影。

行人如织，摩肩接踵。身着圆领袍衫、头戴幞头的男子，高髻华服、披着各色帔子的女子，牵驼载货、深目高鼻的胡商，身着袈裟手持锡杖的僧侣，还有那些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的贵族子弟……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盛世画卷。空气中混杂着酒肆飘出的酒香、食摊上刚出炉的胡饼麦香、脂粉铺的腻香、药材行的清苦，以及牲畜和尘土的气息，浓郁而富有生命力。远处，巍峨壮丽的宫城、皇城轮廓在春日晴空下清晰可见，飞檐斗拱，气象万千。

沿街商铺鳞次栉比，旌旗招展。金银器皿、绫罗绸缎、陶瓷漆器、书籍字画……琳琅满目。叫卖声、吆喝声、丝竹声、交谈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与自信。这就是开元盛世的中心，万国来朝的长安。

谢珩收敛周身气息，如同一个寻常的游学士子，信步而行。他此行的目标明确，便是寻找书肆。很快，他在东市附近找到了一家规模颇大的书肆，匾额上书“集贤书阁”四字，字体端庄。迈步而入，一股墨香与纸香混合的气息传来。店内书架林立，陈列着大量书籍，多以洁白的麻纸或皮纸抄写或印刷，不少书籍采用了此时已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术，字体工整，墨色均匀，虽偶有墨色深浅不一之处，但已远胜手抄的效率，使得书籍的流通更为广泛。

一位身着青色襕衫、头戴软脚幞头、约莫四十余岁的掌柜见有客至，连忙迎了上来，脸上堆着生意人惯有的和气笑容，拱手道：“这位郎君，可是要寻些什么书？小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乃至一些杂学笔记，都略有收藏。”

谢珩还了一礼，依着此时习俗，直接问道：“掌柜的，在下想寻一部书，是关于我大唐律法的，尤其想要附有‘疏议’注解的，不知贵店可有？”

那掌柜闻言，脸上笑容微微一僵，随即露出几分讶异和为难之色。他上下打量了谢珩一番，见其衣着虽不华贵，但气度沉静，不似寻常百姓，便压低了声音道：“郎君所求，可是《律疏》？”

“正是。”谢珩点头，“听闻有永徽年间与当今开元新定之分，不知贵店可有收录？”

掌柜的连连摆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没有没有！郎君莫要说笑，此等书籍，岂是小店敢售卖、能售卖的？”他见谢珩似乎真不知情，便凑近了些，声音更低，带着几分告诫的意味，“郎君想必是初来长安，或是不常涉足此道。这《律》及《疏》，乃朝廷法典，国之重器，向来由刑部、大理寺等衙署掌管，最多只在国子监律学馆中作为教材使用，严禁民间私自抄录、刊印、售卖！那可是犯禁的事情，轻则杖责，重则流放，谁敢触这个霉头？”

他指了指书架上的那些书籍：“小店这些，都是圣贤经典、诗文词赋，或是医卜星相、农工杂技，再不然就是些传奇话本，绝无这等官颁律典。不瞒郎君，莫说小店，您就是把长安城一百零八坊的所有书肆、书摊都逛遍了，也绝买不到一部《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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