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鼎记 第10章 风起青萍

崇祯元年的五月，北京城已褪去了春寒，暖风挟带着紫禁城御花园内初绽石榴花的微醺气息，拂过重重宫阙的琉璃瓦，却吹不散弥漫在帝国中枢那凝重如铅的氛围。年轻的皇帝朱由检，或者说，躯壳内那个来自后世的灵魂，正独立于文华殿后的集策斋内，负手凝视着悬挂于墙上的巨幅《大明舆地全图》。他的目光，如同逡巡的鹰隼，掠过西北那片广袤而焦渴的土地，扫过东南蜿蜒的海岸线，最终定格在京师所在的位置，眉头紧锁，仿佛要将那层层叠叠的忧患都压入心底。

登基近一年，他夙兴夜寐，试图以超越时代的见识与决绝的手腕，撬动这艘千疮百孔、正缓缓滑向历史深渊的巨舰。然而，改革的每一步，都似踏在荆棘丛中，旧势力的反弹，积弊的顽固，天灾的酷烈，**的频仍，如同无数道无形的绞索，从四面八方缠绕而来。

首先发难的，是朱家的龙子龙孙们。此前，因各地藩王坐拥巨禄，却对辖区灾情赈济不力，甚至趁机兼并土地，崇祯下旨严斥，并择其尤者如秦王，课以重罚，意在敲山震虎，稍抑宗藩之贪渎，也为窘迫的国库回拢一丝元气。然而，这道旨在整肃内部、彰显天威的旨意，却如同捅了马蜂窝。

数封来自洛阳、开封、武昌等地的奏本，经由通政司，沉甸甸地摆在了崇祯的御案上。字里行间，虽依旧保持着臣子的恭谨格式，但那绵里藏针的控诉与委屈，却几乎要透纸而出。他们或言“祖制不可轻违”，藩府用度自有定例，非敢僭越，亦非刻意漠视民瘼；或辩称封地内“灾情未若奏报之甚”，乃地方官为推诿责任、夸大其词；更有甚者，隐隐指向皇帝“不念亲亲之谊”，苛待宗室，有违孝道仁心。

“亲亲之谊？”崇祯嘴角勾起一丝冷峭的弧度，指尖轻轻敲打着那摞奏疏。他深知，这些享受着民脂民膏豢养的藩王，早已成为帝国肌体上最大的寄生毒瘤之一。他们的控诉，并非真心为了黎民，而是触及了他们安享富贵的根本。罚款秦王，已让他们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威胁。这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反扑。

“批红，”他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谕告诸王：朕念亲亲，更念天下生民。藩屏之责，在于安定地方，抚恤百姓，非独享禄米。秦地饿殍载道，秦王坐视，岂是人君宗亲所为？今罚其俸，小惩大诫。各地藩府，当以此为鉴，恪尽职责，若再有赈灾不力、与民争利者，国法宗规，绝不姑息。着宗人府将此意明发各藩！”

他必须强硬。一旦退缩，不仅此前整饬宗室的努力前功尽弃，更会助长这些蠹虫的气焰，使后续改革举步维艰。这笔罚款，必须牢牢钉在秦王身上，成为悬在所有藩王头顶的利剑。

而西北方向传来的，则是令人心悸的坏消息。去岁由王二首倡的民变，在朝廷调兵镇压后，一度看似平息。然而，根子上的问题——持续数年的特大旱灾、蝗灾，以及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丝毫未得解决。去冬今春，陕西大部分地区滴雨未降，赤地千里，麦苗枯焦，树皮草根已被饥民啃食殆尽，“人相食”的惨剧已非孤例。官方那点杯水车薪的赈济，如同投入干涸沙漠的滴水，瞬间消失无踪。

于是，王二等人再次啸聚山林，并且，这一次，应者更众，烽火在陕北多个州县死灰复燃，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地方官兵剿抚无力，告急文书一道接着一道。崇祯看着兵部呈上的紧急军报，手指微微颤抖。他深知，这绝非简单的“匪患”，这是绝望的民众在死亡线前的最后挣扎。若不从根本上解决灾情、整顿吏治、安抚流民，仅靠军事镇压，只能是扬汤止沸，甚至可能火上浇油。

当朱由检看到这些奏折，心里深深知道，大的考验来了，光靠朝廷的这些力量恐怕是不行了。

他看向王承恩问道：“吴养春的驿站怎么样了？”

王承恩赶忙回道：“回王爷，六大驿站试点初见成效，就是官员抵触情绪甚大，不是挂着皇家的牌子恐怕在就开不了了，这些人明着不敢反对，但是背地里总是有人使坏，不是说驿站公务勘合手续麻烦，耽误重要公文了。就是说驿站于民争利，抢了别人的生意。”

“哼！这些人懂什么？，着李若涟安排各处锦衣卫巡查驿站，但凡有破坏者就地正法，去安排人通知吴养春，朕要给他一笔大业务，让他尽快通过站点招募青壮。”

“让户部拟旨，以往所发的盐引，茶引暂停兑付，陕西重开“开中法”，商人送粮至，查验完毕即开盐引，盐厂即兑，违者处决。”

“着东厂、锦衣卫、协办各处盐场，如有违令者杀无赦！”

“着户部、兵部协同在山西、陕西开办矿厂、窑厂招揽流民，所需费用由内帑先行支付80万两白银。”

“着吴养春立即招工承运,将南粮北运，西矿东输，费用由户部承付，不得有误。”

“着三省巡抚杨鹤做好民变的剿抚工作，首犯处决，从者不究”

“让徐应元前往陕西督办，遇有官员懈政、怠政的严惩不怠”

“通知吏部严旨，湖广、南北直隶官员升迁必须有甘陕履历，否则不予升迁任用”

“王承恩你直接去一趟各个衙门，让他们尊旨即办，不许‘封驳’，朕不怕做个昏君。”

“皇上，老奴这就去办”王承恩有点惊诧，“咱这陛下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事啊？“

随着崇祯的一条条旨意下发，朝堂上的风波就没停过。

首先，‘九千岁’在苏州大杀四方，伤及了多少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作罢，此事在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都察院的御史、六科的给事中，乃至部分部院大臣，如同被惊动的蜂群，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故态复萌”，“擅杀命官”，“祸乱东南”，“其心可诛”。奏疏雪片般飞来，言辞激烈，几乎要将崇祯元年来的些许新政气象，拉回到天启年间阉党横行的恐怖记忆中去。

崇祯仔细翻阅着这些弹章，心中明镜似的。这其中，有清流对阉宦本能的反感与警惕，有曾被魏忠贤打压过的官员借机报复，也可能有东南利益集团感受到威胁后的反制——借清议之手，除掉魏忠贤这把过于锋利的刀。

崇祯为了安抚群臣配合自己的动作，朝会之上，就魏忠贤此事进行了表态：“传旨申饬魏忠贤，苏州之事，虽有查案之权，亦需依律而行，不得滥施刑罚。令其将苏州案卷详细呈报，死者情由一一说明”。

他做出了权衡，既不能完全打压朝臣的舆论，以免寒了士林之心，更不能此刻自断臂膀，停止在杭州的敛财行动。训斥的旨意下发的同时密使已然携带第二块鎏金铜牌及一封密信前往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