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警事：1950 第78章 寒冬将至

1951年12月底的上海，寒风吹得格外狠。弄堂里，煤球炉的青烟刚冒出来就被刮得贴在墙根，像层灰蒙蒙的纱，裹着晾在竹竿上的旧棉袄，那是他的旧警服。他推着那辆自行车走在柏油路上，车把冻得像块冰，指节攥得发红，指腹蹭过车把上的划痕。

作为重生来的现代警察，李振邦对治安科的工作熟得不能再熟，却还是得适应这个没有监控、没有电脑的年代——查案全靠腿跑，记录全靠手写，连份完整的档案都要靠牛皮纸袋小心收着。去年他被借调去朝鲜给解放军送过趟家书，去了三个月，回来后还回治安科当副科长，这事他很少提，只有传达室的老张偶尔会问起：“朝鲜的冬天，比上海还冷吧？”

“冷多了。”李振邦这天下班时，老张又问了一嘴。他停下脚，哈出的白气在脸前散成雾，目光掠过公安局门口的公告栏——上面贴着张泛黄的布告，写着“加强冬防”，字迹是老陈写的，笔锋很劲。“李副科长，今儿怎么走这么晚？”老张探出头，手里攥着个掉了瓷的搪瓷杯，杯沿沾着圈大麦茶的褐渍，杯身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掉了一半。

“整理偷粮票的案子，多待了会儿。”李振邦点头，把自行车往墙边靠了靠，弯腰紧了紧鞋带——鞋是胶鞋，鞋底有点硬，走多了脚疼，是结婚时林淑娴陪他去百货公司买的，当时她还说“买双耐穿的，跑案子不用总换”。

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他特意绕去了四川北路上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的铁栅栏关了一半，柜台里的职员正低头对账，蓝色封皮的活期存折递出来时，他摸了摸封皮上“中国人民银行”的烫金字，心里踏实——这个月发了四十五元警饷，扣除十元的粮票钱，他存了三十五元，加上之前攒的，离买缝纫机还差八十七元。缝纫机是新婚那晚林淑娴提的，当时她坐在床边，手指绞着衣角，小声说：“楼下王婶家有台蝴蝶牌的，缝棉袄快，不用总去裁缝铺排队，还能给你补补袖口。”那时他看着她泛红的脸颊，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自行车拐进弄堂时，李振邦远远就看见了自家窗户的光。工房的窗户是木框的，糊着层薄纸，灯光透出来，在墙上映出林淑娴走动的影子。他心里一暖，蹬车的力气也大了些，车铃“叮铃”响了一声，脆生生的，在弄堂里传得远——这铃声混着邻居家的狗叫声、煤球炉的“噼啪”声，比重生前听惯的汽车鸣笛声更让他安心。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着煤烟和青菜香的暖意扑过来，李振邦解下围巾，抖了抖上面的碎冰——围巾是林淑娴用她婚前攒的钱买的，羊毛的，虽然薄，却比他在朝鲜戴的粗布围巾暖和多了。煤球炉放在门口，炉口的火星一跳一跳的，林淑娴正站在炉前，手里握着柄铸铁锅铲，锅铲的木柄用蓝布条缠了好几圈，防烫。她穿着件碎花棉袄，是娘家人做的陪嫁，领口的扣子掉了颗，她用红线缝了个布扣，袖口还绣了朵小梅花——李振邦知道，那是她熬夜绣的，说“新婚要讨个好彩头”，绣坏了三回才成。

“回来啦？”林淑娴回头笑，眼角弯成了月牙，她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指尖沾了点煤灰，在脸颊上蹭出个小印子。“快洗手，饭马上好，我炒了你爱吃的青菜。”她指了指桌边的搪瓷盆，盆里的水冒着热气，是她特意温的——知道他冬天洗手爱用凉水，总提醒“别冻着，老了会疼”。

李振邦把自行车靠在墙角，从怀里掏出存折，小心地放在八仙桌上。八仙桌是房东留下的，桌面有道裂纹，他用腻子补过，现在又裂了点，桌角还包着块铁皮，防磕碰。“今天存了钱，”他指着存折上的数字，声音里带着点得意，“再攒七个月，就能买缝纫机了。”

林淑娴探头看了眼，嘴角笑得更开了，她放下锅铲，从李振邦手里接过个油纸包——里面是块两斤重的猪肉，粉红色的肉上还带着点油花，是他在弄堂口的肉铺买的，排队排了二十分钟。“你怎么又买肉了？”她嘴上埋怨，手却已经找了块油纸，把肉切成两半，一半包好放进旧木柜——柜玻璃碎了块，用硬纸板挡着，里面放着一罐猪油，罐口的猪油凝着白霜，还有一小袋面粉，是上个月李振邦去苏州出差，特意带回来的，说要给她做阳春面。

“快到元旦了，给你补补。”李振邦洗手时，指尖碰到温水，舒服得叹了口气。林淑娴炒完青菜，又把那半块猪肉放进锅里，加了勺“海鸥牌”酱油——酱油装在玻璃瓶里，每次只用小勺子舀一点，林淑娴总说“省着点，能用到下个月”。肉香很快飘满了小屋，李振邦坐在桌边，看着林淑娴忙碌的背影，心里软乎乎的。他们结婚才三个月，住的这间工房只有十平米，摆了张床、一张八仙桌和两个木箱，却比他重生前住的单身公寓还暖——公寓再大，也是一个人，这里再小，有她在，有热饭，有灯光，就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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