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冲府墙头上,李惟岳的瞳孔,微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
《团帐》,乃是府兵轮换宿卫、差遣调动的根本名录,记录着每一名兵士的来去动向。
《甲仗历》,则是武库之内,每一件兵器、每一副甲胄的出入、修补、损耗的流水账簿。
这两样东西,是折冲府这台暴力机器运转的底层数据。
平时,它们只是躺在档案库里积灰的故纸。但此刻,从顾长生口中说出,却变成了两柄足以剖开他心腹的利刃。
崔源的脸上,则是一片茫然。他听不懂这其中的关窍,但他看懂了李惟岳脸上那一闪而逝的惊惶。
他像是溺水之人,胡乱地抓住了这根名为“规矩”的稻草。
顾长生没有再多言。他勒转马头,对崔源道:“笔墨。”
两个字,简洁,有力。
崔源立刻醒悟,对着身后一名随行的胥吏吼道:“快!拿笔墨来!”
很快,一名胥吏从随身携带的皮囊中,取出了笔、墨、砚台和一张半旧的公文纸,在马背上,为崔源支起了一个临时的书案。
“写。”顾长生开始口述,他的声音平静,措辞却严谨得像是一篇法条的注释,
“渭州刺史府移牒,呈御史台巡察御史崔公大鉴:今有西巡抚慰使顾长生,于城中察得叛军安禄山党羽,勾结折冲府都尉李惟岳,意图不轨,证据或在军府文书之中。
本使依《大唐捕亡律》‘见贼不告、不追,与贼同’之条款,为免罪责,特请抚慰使代为主持勘验。
期间,全城戒严,乃‘事急从权’之举,所有文书、流程,皆有档可查。望御史明鉴。”
崔源的手,一边发抖,一边奋笔疾书。他越写,心中越是骇然。
顾长生的这篇移牒,字字诛心。它巧妙地将自己从“主犯”变成了“协从”,将“擅自戒严”的行为,偷换概念成了“为免罪责”的自保之举。
更阴险的是,他直接将“李惟岳”这个名字点了出来,将一场针对全城的阴谋,精准地压缩成了一桩有明确目标的“叛乱案”。
如此一来,城外的御史,就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变成了一个必须对“具体案件”做出反应的“勘察官”。
“盖印。”顾长生吐出最后两个字。
崔源从怀中,颤巍巍地掏出那枚沉重的州府大印,蘸上印泥,重重地按在了公文的末尾。
“送出去。”
一名昭武军亲卫接过公文,策马奔向紧闭的城门。在与城楼上的守军一番交涉后,公文被放入一个吊篮,缓缓地缒下了城墙。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扇厚重的城门之上。
城内,是李惟岳沉默的军阵。
城外,是御史台威严的法理。
而顾长生,则用一纸公文,在这两股力量之间,为自己撬开了一道微弱的缝隙。
……
渭州城外,御史台的临时行辕,搭建得一丝不苟。
三十名身着皂衣、腰佩横刀的御史台卫士,分列两旁,神情肃穆。
正中央,一张黑漆案几,一具香炉,一卷摊开的《唐律疏议》,构成了一个充满威严与秩序的场域。
案几后,端坐一人。
正是此次奉命而来的监察御史,崔器。
他年约三十五,身材清瘦,面容古板,一双眼睛,锐利得像是常年用来批阅卷宗的刻刀。他身上的绯色官袍,没有一丝褶皱。
当那份来自城内的移牒,被恭恭敬敬地呈上时,他甚至没有立刻去看内容。
他的手指,先是轻轻地摩挲了一下公文纸的质地,又将它凑到鼻尖,闻了闻上面的墨香。
“官纸,是户部统一监造的‘黄麻纸’。墨,是上等的松烟墨。州府大印的印泥,用的是特供的‘辰州砂’,色泽纯正,没有问题。”
他像是在鉴定一件古玩,而非一份紧急公文。
直到确认了这份公文的“合法性”,他才缓缓展开,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看完之后,他将公文轻轻放在案上,抬头,望向那高耸的城墙,许久,才开口问道:
“《捕亡律》中,‘事急从权’一款,如何界定?”
他不是在问任何人,像是在自言自语。
旁边侍立的一名属官,立刻躬身回答:“回崔公,按疏议注解,须有‘贼势已成,不及上请’之实证,方可适用。”
“好。”崔器点了点头,“也就是说,城内的顾长生,必须向本官证明,他所言的‘贼势’,确实存在。”
他又问道:“《监察法》中,御史巡按,遇地方兵事,该当如何?”
那名属官再次回答:“按法,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若遇军情,可向地方折冲府,调阅《团帐》、《兵籍》等文书,以核实兵员异动,但无权干涉其内部操练、防务。”
“很好。”
崔器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击,发出“笃、笃”的声响。
整个行辕,落针可闻。
所有人都知道,这位以严苛和刻板闻名的御史,正在他的脑海中,用大唐最精密的律法,搭建一座审判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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