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说长不长,说短却足够把一个人的骨头拆下来,重新装成另一副模样。
上海,英租界,七月。黄浦江的风卷着煤烟、汗臭、香水与铜臭,一齐灌进我肺里,像一口掺了辣椒水的烟。我站在外滩十六铺码头,望着那座哥特式钟楼——时针指向七点,天色却暗得发青,云层压得很低,像要给谁盖棺。
我口袋里只剩十块大洋。硬铮铮的银圆相互碰撞,声音清脆,却寒碜得让我直不起腰。三个月前,我在永定门外烧掉船票、烧掉转经筒,也烧掉了俩字的面子;三个月后,我和芸妞挤在法租界一间亭子间,月租九块,水电另算。老赵的酒壶被我当了,换来的钱,一半给她买雪花膏,一半买报纸——我想看看,那幅火器图,到底会落进谁的手里。
报纸没让我久等。头版大黑字:鎏金转经筒今晚拍卖,内藏乾隆御制火器图,起拍价五万大洋。旁边配着照片:筒身鎏金闪亮,筒底裂缝隐约可见——正是我亲手炸开的那道疤。我盯着报纸,指节捏得发白。芸妞端着搪瓷盆进来,盆里是洗到发灰的戏服。她瞥见标题,手一抖,盆掉地,一声脆响。
我们谁都没说话。窗外,电车的铃铛哐啷啷掠过,像给沉默打更。半晌,她弯腰拾起报纸,轻轻抚平折痕,声音低却清晰:李三,咱们得去。我抬头,看她眼眶发红,却倔强地没掉泪。她道:你烧过一次,他们还能把它拼回来;你再躲,它就真成别人的枪了。一句话,像火星子落进干草,我胸口地热了——是啊,躲了三个月,躲得掉债吗?
拍卖会在公共租界最高级的礼查饭店举行,英式洋楼,红砖拱窗,门口站着缠头红布的印度巡捕。我换了一身半旧西装,是当掉老赵酒壶后留下的唯一体面;芸妞穿上她保存得最好的阴丹士林旗袍,头发用桂花油抿得乌亮。镜子里,我们像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小夫妻,去赴一场并不属于我们的盛宴。出门前,她把剩下的十块大洋数出五块,塞进我掌心:车钱、酒钱,可能还要买一份拍卖手册。我苦笑:原来十块钱也能掰成两半花。她挑眉:十块能买一场翻身仗,值。
礼查饭店大厅,水晶吊灯亮得像白昼,香槟塔叠得比人高。我递上请柬——那是昨晚偷的,用两片剃刀片、三根铁丝,从一位南洋富商口袋里顺来。门卫打量我磨出线的西装袖口,眼里闪过轻蔑,却还是放行了。地板打过蜡,皮鞋踩上去作响,像给心跳打拍子。握握芸妞的手,掌心全是汗。
拍卖台中央,转经筒被罩在玻璃柜里,筒底裂缝用金箔细心补过,像一道贴了金疮药的疤。它旋转着,底座装了小马达,梵文在灯下闪闪发亮,仿佛在说:我又回来了。我盯着它,三个月的逃亡、饥饿、希望、绝望,一齐涌到喉咙,噎得我发苦。
主持人是洋行拍卖师,一口沪上英文夹汉语: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这件标的,来自神秘的紫禁城......起拍价,五万大洋!槌音落下,竞价牌此起彼伏,像雪片飞进火塘。我捏着号牌147,却迟迟举不起来——五万,把我卖了也凑不出零头。芸妞在桌下按住我膝,小声而快:别急,等真正的买主露头。
真正的买主,很快露头——孙孟荣。他比三个月前更白,更瘦,右手缠着白纱,那是被磷火灼伤的疤。他坐在第二排,举一次牌,加一万。价格跳到十万时,场内只剩他和一位戴金丝眼镜的洋行大班。我脊背发凉:原来革命党真把当生意,用图纸换枪炮,再用枪炮换地盘。理想?不过是他们橱窗里的标语,标价另算。
价格停在十二万五千。洋行大班耸肩,放弃。槌子将落未落,我耳边嗡鸣,忽然想起老赵的血、丐帮的棍、芸妞的刀,想起永定门外那把火——如果今晚我再不做声,所有血就真成廉价染料。我地站起,声音嘶哑:
全场目光刷地射来,像探照灯。拍卖师皱眉:这位先生,请坐。我却不坐,抬手指向玻璃柜:这东西,是假的!人群哗然。孙孟荣回头,目光与我相撞,瞳孔猛地收缩,像蛇碰到火。我抬高声音:三个月前,真筒已在北平被毁,此物乃清宫匠人后补,火器图残缺不全!一句话,把拍卖师的脸说成了猪肝色。
保安冲来,要把我架出去。我反手掏出一物,拍在桌面——那是快手马仿筒时,偷偷拓下的梵文铜板,每一道纹路都与真品无异,却少了关键两行密咒。我吼:谁懂梵文,谁来验!场内顿时炸锅,竞价者纷纷放下牌。孙孟荣脸色铁青,举牌的手悬在半空,像被冻住。
芸妞趁机站起,声音清亮:诸位若不信,可请宝源行鉴定师——我表叔正在现场!她目光一扫,后排果然立起一位中山装老者,手持放大镜,冲主持人点头。拍卖师骑虎难下,只得开锁取筒。鉴定师掏出铜板,两相对照,又细观筒底补缝,最后宣布:经文缺漏,确为后补之物!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竞价者要求退保证金,记者蜂拥拍照。十二万五千大洋的生意,瞬间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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