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上海,公共租界,夜。
百乐门舞厅的霓虹像被泼翻的颜料盘,红的、绿的、金的光带缠在黑夜里,活像无数条扭动的彩色蜈蚣,爬过穹顶,爬过窗棂,爬进舞池里人的眼睛。屋顶天台,风从黄浦江面上刮来,裹着远洋货轮的汽笛声、马路上汽油的刺鼻味、舞厅里金粉的甜香,还有洋酒的醇烈,一股脑往人肺里灌。我蹲在锈迹斑斑的水箱后面,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哈德门,烟纸被风吹得卷边,眼睛却死死盯着楼下 —— 舞池中央,水晶吊灯的光像碎金一样洒下来,爵士乐像涨潮的海水,把攒动的人影卷成漩涡,而漩涡正中心,白俄伯爵臂弯里那只深棕色皮箱,就是我今晚的目标,也是 “燕子” 重出江湖的第一单。
三年了。从黄河岸边被人喊 “燕子龙王”,到如今在上海滩做 “屋顶教头”,我换了名字,换了住处,连说话的腔调都掺了几分上海话的软,但行当没变 —— 仍是偷。只是现在偷的,不再是乔家的银票模板,而是能救人性命的硬通货;风险也更大,上海滩藏龙卧虎,巡捕房的探照灯、帮派的暗枪、洋人的保镖,哪一样都能让 “燕子” 折翼。云瑛当年说,上海是钱的海洋,我们是浪尖上的燕子,飞得高,才能看见整个海面。可我心里清楚,她没说出口的是:飞得高,才不至于被底下的暗流卷进黄浦江,连骨头都剩不下。
皮箱的主人是个叫伊万诺夫的白俄伯爵,据说带了一卷前清的军事密档,要卖给日本领事馆的人。但云瑛要的不是那堆泛黄的纸,是箱子底层那叠 “联银本票”—— 五十万面值,比密档值钱十倍,也比密档更能救急。我的任务很简单:等伯爵踏上舞池最高点的水晶台,接受众人敬酒时,从天而降,用飞索勾住栏杆,连箱带票一起卷走。
我低头,指尖划过腰间的装备:黑色绸面紧身衣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燕子钩磨得发亮,钩尖能挑开三层锁;腕底的飞索卷得紧实,绳头裹着铜皮,不会打滑;还有右脚鞋跟里那枚微型烟幕弹 —— 是云瑛三年前亲手塞给我的,说 “危急时刻踩爆,三秒白雾,足够你飞十个屋顶”。我咧嘴笑了笑,把没点着的烟吐在天台上,从口袋里摸出猫脸面具戴上 —— 上海滩的人都叫我 “屋顶猫”,没人知道,这只 “猫”,就是当年在黄河岸被人跪拜的 “燕子龙王”。
舞厅里的音乐突然拔高,萨克斯的调子变得张扬。我抬眼,看见白俄伯爵搂着舞女,踏上了水晶台。水晶灯的光折射在他的貂皮大衣上,像镀了一层妖异的光,周围的人群立刻爆发出掌声,举杯向他致意。就是现在!
我手腕猛地一抖,飞嗦 “嗖” 地弹出,铜头精准勾住天台边缘的铁架,索链绷得笔直。我双脚蹬住水箱,身体像片黑影一样滑下去,掠过闪烁的霓虹,掠过尖叫的人群,眼看就要扑到水晶台 —— 可就在这时,脚踝突然被一股冷风扫过,像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我猛地停住,索链 “咯吱” 作响,低头往下看 ——
人群外围,站着个穿旧式军靴的女人。深灰色呢子长裤裹着笔直的腿,外披一件黑色狐毛斗篷,帽檐压得很低,却挡不住那双亮得像刀的眼睛。她正抬头望着我,嘴唇轻轻开合,声音穿过嘈杂的音乐,像根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教头,山西的天,又闷了。”
那一声,像有人拿铁锤照着我脑门 “咣” 地砸了一下。我手指一松,差点让飞索从手里滑出去。女人慢慢摘下军帽,露出一头利落的短发,脸颊比三年前更瘦,轮廓也更锋利,可那双眼睛,还是当年在黄河岸举着火把的模样 —— 是乔云瑛!
三年了。三年前她在天津码头跟我说 “去苏联学炮,等我回来”,之后就像人间蒸发,电报不回,消息不通。我以为她早死在异国他乡,可现在,她竟突然出现在我任务现场,还喊我当年在山西的绰号 “教头”!心脏瞬间被撕成八瓣:一半是久别重逢的惊喜,一半是被撞破身份的惊吓;一半想立刻荡下去抱住她,问她这三年去哪了,一半又想掉头就逃,怕她把我这三年好不容易攒下的 “屋顶猫” 身份彻底搅碎。
可水晶台上的伯爵已经反应过来,正伸手去护皮箱。任务当前,我咬牙,猛地荡动索链,先扑向目标 —— 五十万本票,比儿女情长更要紧!
“嘶啦” 一声,我落在水晶台上,燕子钩飞快挑开箱锁,指尖一夹,那叠带着油墨香的本票就揣进了怀里。与此同时,脚下轻轻一踩 —— 鞋跟里的烟幕弹 “咔” 地裂开,白色烟雾 “砰” 地炸开,像给舞池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牛奶。人群的尖叫声、玻璃破碎声、音乐的走调音混在一起,我趁乱飞身跃上二楼栏杆,翻过天窗,几个起落就回到了天台。
风更猛了,霓虹的光在烟雾里变得扭曲。我靠在水箱上喘气,像台漏了风的风箱,却先摸了摸胸口 —— 本票还在,边角被攥得发皱。这才回头往楼下看,雾海里,穿军靴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只剩那句 “山西的天又闷了” 在耳膜里回荡,像山谷里的回声,又像催我归队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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