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熄灭后,办公室陷入短暂的昏暗。
电脑屏幕亮着,映出孙连城的脸。
他没动,手指在键盘上停了片刻,随即重新输入密码,打开了一个加密文件夹。
文件名是“城南地块,内部备查”,
里面分门别类存着银行流水截图、企业注册信息、会议签到表扫描件,还有一份手写的时间线梳理稿。
他点开最新添加的文件,李达康在审批材料上写的那句“请核实资金最终去向”。
这张扫描图刚传进来不到一个小时。
他盯着那行红笔字看了很久,然后右键点击,归入名为“权力松动”的子目录。
这不是命令,也不是质疑,而是一种默许。
他知道,李达康已经开始怀疑丁义珍,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阻拦行为。
这个信号比任何证据都重要。它意味着,原本封闭的决策层出现了一道缝隙。
孙连城关掉文件夹,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打下几个字:
《城南地块问题处置预案(草案)》。
光标闪动,他开始整理三条主线。
第一条是资金流向:
从光明区财政拨款出发,经三家空壳公司中转,最后流入境外账户,
全程耗时二十七天,每一步都有银行回单和股权变更记录支撑。
第二条是程序造假:
丁义珍提交的所谓“专家评审会纪要”,会议时间与本人出国行程完全冲突,且签名笔迹经比对存在明显修饰痕迹。
第三条是补偿名单问题:
六名已故村民被列入拆迁补助名单,签字栏却有按印,村委会盖章日期也早于正式公告日三天。
他逐条标注可提交渠道。
资金链适合走纪委内部核查流程,由财政口配合更稳妥;
会议造假可通过政府办档案室调原始存根揭穿;
名单问题则需民政与公安联动验证身份状态。
每一条他都没打算亲自递上去,而是设计成“被动暴露”模式,让调查机关在常规工作中自然发现疑点。
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如果他主动举报,就成了孤例,容易被反咬“动机不纯”;
但如果这些漏洞是在例行检查中被挖出来,那就是制度运行的结果,谁也压不住。
文档写到一半,他停下,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下午五点零七分。
窗外天色渐沉,远处市委大楼还亮着几盏灯。
他没再看,转头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张纸,上面手写了三个名字:
小张、老周、季昌明。
小张是财政局预算科的年轻干事,做事谨慎,又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信得过。
老周在市纪委某室当副主任,两人曾一起参与过一次联合审计,私下喝过几次酒,对方从不乱说话。
至于季昌明,虽是检察系统高层,但前些日子通过一次非正式汇报,对方曾隐晦提过一句
“有些事,查得太急不好,查得不深更不好”。
这话当时没懂,现在想来,或许是种暗示。
他先拨通小张电话。
“明天上午把山水集团关联企业的转账备案再核一遍,特别是跨省的那几笔。”
他说得很平静,“补个说明材料,我这边要归档。”
小张应了一声,问要不要留电子版。
“纸质就行。”他说,“原件你亲手交给我。”
电话挂断,他没立刻放下手机。
这种事,一旦有人盯梢,最先出问题的就是基层办事员。
他得确认小张会不会被盯上。
如果接下来两天有人突然调阅财政备份,那就说明风声漏了。
接着,他拿出一张便笺,写下一行字:
“近期财务核查频发,恐有疏漏,烦请老周兄留意相关卷宗归档情况。”
字迹平常,像是闲聊提醒。
他把纸条折好,放进普通白信封,封口没贴邮票,
只写了“家属院茶摊自取”六个字。
这事不能用单位电话,也不能派人直送。
多年前他们约定的联络方式就是如此:
退休的老科员每天傍晚都会去纪委家属院门口的茶摊喝茶,顺路捎点东西。
那人早已不管事,没人会注意他手里多了一个信封。
做完这两步,他才拨通季昌明办公室电话。
接通后他没提案子,也没说证据,只是以汇报日常工作为由,聊起最近财政局遇到的一件麻烦事:
一笔补偿款因收款人身份异常被银行退返,结果发现名单上有死者。
“我们正联系公安核实,也不知道这类情况检察系统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季昌明开口:“程序合法,自然会有结论。”
声音不高,语气平淡,像是一句官话。但孙连城听懂了。
这不是推脱,也不是警告,而是一种回应。对方知道他在问什么,也愿意在规则范围内配合。
他挂了电话,轻轻呼出一口气。
三个人,三条线,都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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