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式担任站长以来,凌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界面和思考维度正经历着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规格不同的会议、一份份层级各异的文件、一项项影响渐广的决策中,如春雨润物,悄然累积,最终汇聚成质的飞跃。他时常觉得,自己仿佛登上了一座更高的观景台,以往作为副职时,视野所及多是林业工作站这一片“林子”的细微之处——哪片山坡该补种,哪种树苗成活率高,哪个技术环节需要推广,和村民如何沟通更有效;那时的成就感,往往来自于一片荒山披上绿装,或者一项具体技术被群众接受。而今,他不仅能俯瞰整片“森林”的郁闭度与长势,更能隐约辨清这片森林与周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这条大动脉之间的脉络联系。这种视角的切换,最初带来的是不适与压力,但很快就被一种更宏大的责任感和探索欲所取代。他意识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官僚或任务执行者,而是需要成为一个能够统筹规划、协调资源、把握方向的基层部门负责人。
以前,他的工作重心明确而具体:贯彻落实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解决造林、抚育等业务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难题。他的思维坐标系,大多以亩、株、百分比、成活率、火灾次数等具体指标为刻度。笔记本上记满了各种数据和待办事项。现在,作为一站之长,他需要参加的会议规格显着提升。不仅是林业局内部的业务会、调度会,更多的是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的各类综合性会议:全县农业农村工作会、季度经济发展座谈会、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会、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会……每次踏入县政府那庄重肃穆、铺着深红色地毯的会议室,坐在印有单位名称的席卡后面,他都不再只是那个带着耳朵认真听、带着本子详细记的“旁听生”或补充发言者,而是需要代表全县林业系统发声,需要从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角度,为全县的发展蓝图建言献策,话语中要体现出林业的担当与价值。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时,手心里微微的汗意和刻意放缓的语速,以及发言后县长投来的那道带着审视与鼓励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说:“林业局的年轻站长,看看你能提出什么有见地的想法。”
他案头阅读的文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上级林业部门下发的业务指导性文件、技术规程规范、检查验收标准,内容实在,操作性极强。如今,他必须花大量时间研读从中央到省、市、县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等宏观政策文件。这些文件立意高远,内涵丰富,语言精炼,往往需要反复咀嚼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并思考如何与基层林业实践相结合。凌云专门准备了一个厚实的、皮质封面的笔记本,用来分门别类地记录政策要点、核心表述以及自己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思考心得。比如,看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个词,他会思考本县的森林碳汇、优质水源、优美景观如何量化、如何交易;看到“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他会联想到如何为守护生态林的农民争取更多补偿,如何让保护者得益;看到“数字乡村”建设,他会考虑能否利用遥感技术更高效地监测森林资源变化。每晚睡前,他都会花上至少半小时,在台灯柔和的光线下,静静地翻阅这些文件,试图穿透文字的表面,理解国家大政方针背后的战略考量、价值导向以及对基层林业工作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具体指导意义。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既是工作所需,也是一种视野和格局的自我训练,常常让他感到学海无涯,而又充满动力。他开始习惯用“全局”、“系统”、“可持续”、“融合”这些更上位的概念来思考和谋划工作。
最让他感到责任重大的变化,是参与决策的层面和分量不同了。以前,他更多的是在执行层面提出技术性建议,确保任务高质量完成。现在,他则需要站在全县林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一些重要事项,如年度造林计划的制定、林业项目的布局、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林业产业的培育、重要人事建议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参考意见。例如,在审定年度造林计划时,他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更要考量这些新造林地的空间布局是否科学,是否与全县的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相衔接,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同时又能兼顾未来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的潜在需求,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这种综合平衡的考量,需要权衡各方利益,预判长远影响,远比单纯完成植树指标复杂得多。一次,关于一笔规模不小的林业产业发展资金是优先投向基础较好的东部乡镇以求快速见效,还是适当向基础薄弱但潜力巨大的西部山区倾斜以促进均衡发展,站内就有不同意见。凌云组织大家充分讨论,最终建议采取了“重点扶持与普惠引导相结合”的策略,既培育亮点,也兼顾公平,这个建议被局里采纳。这个过程让他深刻体会到决策的艰难与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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