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时节,临江市政府会议室里却气氛凝重。窗外的枯叶在寒风中打着旋儿,不甘心地拍打着玻璃窗,仿佛想挤进这片温暖的禁地。会议室内的暖气开得很足,吹得人脸颊发烫,但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只有此起彼伏的轻微呼吸声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凌云坐在会议桌首位,修长的手指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桌面,发出几不可闻的“哒哒”声。他目光沉静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像一台精密扫描仪,捕捉着每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焦虑、回避、疲惫,或是事不关己的淡漠。墙上那架老式挂钟的秒针规律地走动,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每一声“滴答”都敲在人心上。
“凌市长,”国土资源局局长李建国终于开口,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面带难色,声音有些发涩,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一份份报表和地图展露出来,他的手指在纸张边缘微微发抖,“最近工业园区扩建项目的征地工作,遇到了一些……一些阻力。”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有十几户村民,主要集中在规划区东边的柳林村,坚决不同意搬迁,工作很难推进。”
凌云缓缓放下手中那支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黑色钢笔,笔身已经被磨得发亮。他眉头微蹙,注意到李建国眼下的浓重黑眼圈和略显凌乱的领带结,心知这位素来严谨的老局长已经为这件事奔波多日,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建国同志,”凌云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传得很清楚,“群众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耐心和细致是我们的法宝,绝不能简单粗暴。”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更专注地投向李建国,“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补偿标准的问题,还是另有隐情?你把困难都说出来,我们一起来分析。”
李建国像是得到了某种许可,下意识地抬手擦了擦额角的细汗,尽管室温并不足以让人出汗。他解释道:“主要是补偿标准的问题。这些村民认为我们的补偿标准偏低,要求提高补偿金额。但根据我们市里现行的《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和今年的评估指导价,我们已经给出了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标准。”他顿了顿,拿起一份文件示意了一下,又补充道,“而且,这十几户里,有七八户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他们的地块在规划区边缘,靠近水源,土质很好,尤其是其中几户经营的果园,确实长势旺盛,产值高于平均水平。”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分管财政的副市长赵志刚轻轻咳了一声,扶了扶眼镜:“凌市长,李局,补偿标准是经过严格测算和审批的,如果为这几户开了口子,恐怕会引起已经签约群众的反弹,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反悔。而且,市财政对于这个项目的预算也很紧张,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大量投入。”他的话条理清晰,点出了问题的另一面。
城建局局长王海涛接口道:“是啊,凌市长,工业园区扩建是省里都挂号的重点项目,招商引资的协议都签了,工期耽误不起啊。万一投资方觉得我们效率低下,改变投资意向,那损失可就大了。”
几种不同的意见和压力开始在会议室里碰撞、交织。凌云安静地听着,没有立刻表态,只是目光在发言者之间移动,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点动着。他理解赵志刚对财政纪律和公平性的坚持,也明白王海涛对发展速度和项目进期的焦虑,更看到了李建国在基层执行中遇到的具体困境。这就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发展与民生、效率与公平、政策刚性与个体差异,这些矛盾总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秘书张岩快步走了进来,他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径直走到凌云身边,俯下身,用手半掩着嘴,压低声音说道:“凌市长,市政府门口来了一些群众,说是柳林村的,要反映工业园区征地的问题。大概十几个人,看起来情绪比较激动。信访办的同志已经在接待了,但对方指名希望能见您。”
声音虽轻,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靠近的几个人还是隐约听到了。李建国的脸色瞬间变得更难看了,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笔。赵志刚和王海涛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
凌云微微皱眉,目光再次扫过在场众人,注意到几个部门负责人不自然地移开了视线,或者低头假装看文件。他心中了然,群众来访绝非偶然,而是基层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爆发。
“情况大家都听到了。”凌云站起身,动作不快,却带着一种决断的力量,“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建国同志,王局,你们两位跟我一起去接待室。志刚同志,也请你一起,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他的语气果断,不容置疑,“群众既然来了,我们就要认真接待,直面问题。发展是为了人民,如果群众的基本权益都保障不了,那我们搞这个工业园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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