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军火商，用汉阳造逆天改命 第85章 技术革命的开始

得益于李默精心绘制的燧发枪改良图纸，薄钰这位在兵器制造领域天赋异禀的能工巧匠，充分调动起南京兵械局的人力与物资。

在林丰和苏锐这两位钢铁人才的协助下，经过不懈努力，历经无数次的尝试与改进，终于成功制造出改良后的燧发枪两千支。

这些燧发枪在性能上较之前有了显着提升，不仅击发速度更快，而且精准度也大幅提高，在当时的火器领域堪称一大突破。

与此同时，薄钰并未满足于此，他又带领着一众经验丰富的火药工匠，来到皇家造纸工坊，着手进行预装纸壳弹的实验。

预装纸壳弹这一概念在当时极为新颖，若能实验成功，将极大提升火器的装填速度与射击效率。

在工坊厂长魏征的全力配合下，经过长达两个月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突破诸多技术难题，成功完成了实验。

预装纸壳弹的成功研制，标志着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薄钰深知预装纸壳弹的巨大潜力，随即向崇祯皇帝呈上详细的申请，提议在皇家造纸工坊旁边建造专门的预装纸壳弹生产工坊，以便大规模生产这种新型弹药。

崇祯皇帝向来对军事装备的发展极为重视，他大手一挥，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薄钰的全部申请。

另一边，琉璃制造工坊在众人的努力下已经顺利建成并投入生产。工坊推出的第一批“琉璃火”酒，一经投放市场，便在江南地区引起了轰动。

这款酒不仅口感醇厚，而且其独特的琉璃瓶包装更是让富人们眼前一亮。在江南这片繁华之地，富人们对新奇且奢华的事物向来有着极高的追求，“琉璃火”酒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一时间备受追捧。

郑元勋、王汝贤、周世昌等人作为“琉璃火”酒的代理商，也因此大赚一笔。

随着“琉璃火”酒的畅销，琉璃工坊生产的琉璃杯、琉璃瓶等产品也连带备受富人喜爱。

特别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夫人小姐们，对这些晶莹剔透、美轮美奂的琉璃制品简直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她们将拥有一套精美的琉璃制品视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纷纷竞相购买。

薄钰牢记李默的指示，在前期采取少量生产的策略，通过饥饿营销的手段，巧妙地收割了一波丰厚的利润。

为了表达对崇祯皇帝的敬意与感激之情，薄钰特意挑选了一整套精美的酒杯、水杯，还有一面高达一人的玻璃镜，派人送往崇祯的行宫。

这些琉璃制品工艺精湛，每一件都堪称艺术品，崇祯皇帝看到后龙颜大悦，对薄钰的才能和用心赞赏有加。

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钢铁厂的建设进度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琉璃厂完工后，原本在琉璃厂工作的工人们全部转入钢铁厂的建设工作。到崇祯十七年十月底，钢铁厂基本完工。

林丰和苏锐作为钢铁制造方面的专家，迫不及待地开始在钢铁厂内进行各项实验。

他们致力于测试新型钢材的性能，将目前工厂能生产的最好的钢材，与制造汉阳造所使用的钢材进行全方位对比。

从硬度、韧性到耐腐蚀性，他们仔细分析每一项数据，找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并制定详细的改进计划，力求逐步提升钢材的质量。

同时，他们还在钢铁厂内对生产工具进行大胆改良。

按照李默给出的机床设想，他们反复进行实验，不断调整设计方案。

尽管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挫折，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先进的生产工具对于提高钢材质量和生产效率至关重要，只有不断创新和改进，才能满足大明的军事需求。

驻守在洛阳的李默，时刻关注着各地的人才调配与地方治理。

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睢州的陈献策调到南阳接替林深的工作，并任命陈献策为河南省省长。

在陈献策入职之前，李默要求他前往扬州面见崇祯皇帝，领取官印、官服，以彰显其职位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此外，李默又将扬州知府周志畏调入陕西，任命他为陕西省省长。

陕西历经战乱，民生凋敝，治理难度极大。他要求周志畏带领部分扬州府经验丰富的官员一同前往陕西，全面接手陕西的治理工作。

李默向周志畏详细介绍了江南地区的一种农作物——甘薯。当年徐光启还特意撰写了《甘薯疏》，在书中详细总结了甘薯的种植技术，其目的便是希望能让红薯在江南地区广泛种植，以解决当地百姓的温饱问题。

李默认为，陕西同样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困境，甘薯这种适应性强、产量高的农作物或许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因此，他准许周志畏在江南地区大量收购甘薯，带回陕西妥善储存，待明年开春便进行大面积种植，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陕西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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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得功在西安留下八百火枪手和三千刀盾兵，其余人马分为三队，对大顺军残部进行招降，如果不投降便坚决剿灭。

对陕西境内的土匪进行镇压，对藏匪村落实施连坐，烧毁粮仓迫其出山。

以工代赈，征调民夫修补城墙，参与运粮，每日供粮二斤，减少百姓落草为寇。

李默传信给黄得功，让黄得功务必掌控榆林地区，将降兵和投降的土匪押送至榆林，进行煤矿的挖掘。

田见秀等大顺军残部，逐渐撤离陕西，投靠四川的张献忠去了。

张献忠1644年入川建立大西政权后，四川盆地的封闭地形使其形成独立王国。他更关注巩固川陕根据地，而非支援已败退的李自成。

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时，张献忠认为“鞑子不过边患，中原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未意识到清军的战略野心。

张献忠因大顺军已败，他更倾向于观望。

张献忠在四川实行“屠蜀”政策，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

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其目标已从“抗清”转向“开国”，对联合李自成缺乏动力。

张献忠困守四川期间，对中原战局缺乏准确判断，误以为李自成仍有翻盘可能。

李默正是抓住张献忠的缺点，缺乏统一领导、战略短视、内耗严重。

才敢直面清军，并出兵攻占陕西，进一步压缩张献忠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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