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鼎孳此人,出身书香门第,累世仕宦,家学渊源。
若单论才学,他确有傲人资本。自崇祯十二年起,连续五年参与科举,其文章锦绣,词采华茂,每每出炉必引得京城文士争相传抄,皆言其有惊才绝艳之姿,论才气,堪称士林翘楚。
然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人品性之低劣,与其才华之耀眼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沉湎酒色,更兼风流薄幸,行那始乱终弃之事,德行有亏,名声狼藉。
天子求才,固然重其学识,更察其心性。似龚鼎孳这般才高而德寡之辈,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亦如利刃在手而无鞘,用之必伤自身,祸及朝纲。
故而,从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七年,整整五载春闱,任凭龚鼎孳文章写得花团锦簇,朱由检御笔亲点之时,总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摒于进士榜单之外。
无他,朝廷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栋梁,而非一个酒色财气俱全、毫无操守可言的文人。才华,从来不是通往庙堂的唯一通行证。
如今,时移世易。
那位将他牢牢按在科举门槛之外的朱由检已然北归,坐镇北京。远在南方的龚鼎孳,自觉禁锢已去,曙光在前。
他心中盘算,只要能在南京顺利通过科举,即便最终只是个七品县令的外放,也完成了从“白身”到“官身”的本质跨越。届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皇帝,即便心中不喜,也未必会为了一个微末小官的任命而大动干戈。
于是,自崇祯十七年起,这位自诩怀才不遇的“名士”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运作。
他凭借家资,上下打点,疏通关节,更在江南士林间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营造声望。他精心塑造着一个“才高八斗、温良恭俭、遭际坎坷、一心报国”的完美士人形象,其手段高明,几近无懈可击。
为攀附更高的阶梯,融入江南的核心圈子,他更刻意结交了声名显赫的“复社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冒襄。皆出身官宦世家,文采风流享誉江南,然而在私德上,堪称一丘之貉,皆是纵情声色、玩弄感情、始乱终弃之徒。
他们聚集在一起,表面上吟风弄月,高谈阔论,实则结党营私,互相标榜,形成了一个以文艺掩饰其劣行的利益小团体。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小圈子的所有人,都早已被北方的朱由检列入了需要着重审视甚至打击的黑名单。
朱由检对这种所谓的“才子”嗤之以鼻,但这并不妨碍人家在这金陵之地发挥自己的“特长”。玩弄感情。在这秦淮河上,卖弄文采。
与柳如是齐名的顾横波、李香君等“秦淮八艳”,便成了他们重点追逐的目标。在这些风流才子看来,佳人配名士,千古佳话。
复社四公子不是还有方以智吗?他人在何处?
当陈贞慧、侯方域等人在秦淮河畔吟风弄月时,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却正身着粗布短打,立于辽东刺骨的寒风中。
他眼前并非诗稿画卷,而是摊开的水利舆图与泰西算法;手中执着的亦非笔墨,而是勘测地势的罗盘与规尺。
这位曾被江南士林誉为“博览群书、学贯天人”的才子,如今正带着一众工匠,在辽南规划水渠,兼研西学格物之道。
紫禁城内的朱由检,曾三令五申,命他与宋应星、王徵等人速返京师,专司研造。
然而,这位方公子与宋、王二位大家,竟对天子谕令置若罔闻。
他们从辽东联名上疏,奏章言辞恳切却立场坚定:“辽地水脉未定,新渠未成,火器铸法犹待实测。此时南返,前功尽弃。”
末了,更是不卑不亢地添上一句:“辽东事未毕,恳请陛下……容臣等稍待。”
这已近乎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直白表态。
寇白门的“听雪阁”内,
此刻正上演着一幕荒诞的景象。
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与那龚鼎孳齐聚一堂,围坐在张煌言与寇白门对面,个个意气风发,唾沫横飞。他们无视张煌言这位真正行伍出身的将领在场,竟当着她的面,高谈阔论起所谓的“天下大势”。
“若使吾等统兵十万,必当出塞千里,直捣漠南王庭,效仿当年卫霍之功,建不世之业!”
侯方域挥斥方遒,仿佛胜券在握。
“不错!届时分兵三路,互为犄角,寻敌主力,一战而定乾坤!” 冒襄抚掌附和,神态轻松如同在布置一场诗会。
张煌言起初尚能保持礼节,沉默聆听。
但越听,眉头锁得越紧,这些全然不顾现实、如同儿戏般的“庙算”,终于让他忍无可忍。
他放下茶杯,打断了众人的遐想:“诸位,”
他目光扫过眼前这几位“战略家”,语气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嘲讽与无奈,“尔等若有在此空谈的闲情,何不亲赴军营左近,或者哪怕去城郊实地走上五十里,考察一番?”
他顿了顿,便毫不客气地接连发问,“且不说统兵十万,我只问诸位:这十万大军出塞,人吃马嚼,粮草如何接济,每日需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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